五十九 天外来客与当世之人互抛肺腑（2/2）

事务。

新入会的除了大批拖家带口的贫苦农家子弟和失业的矿工手工业者，还有不少“文化人”。如秀才卢贤拔，儒生曾钊扬，私塾先生曾水源等。

一涌而至的数千人庞大队伍，韦家的几十间房屋自然是盛不下，就在村中的空地上搭盖了草棚茅屋来住，称之为大馆。

馆中的人多是身无余财，聚集到此，除了做些农活，就是听洪秀全等讲道，并无半分收入。不出两个月，这数千张口就把会中四处募来的银钱粮米吃了个见底。

洪秀全等人开源无措，只能节流，把馆中的伙食质量一降再降。不少原本抱着来过“堂”生活的教徒开始思想动摇，乘夜卷钱携物私逃的人不可计数。因而就有了这年的九月中旬，萧朝贵首次代“兄”传言，重责教会私逃者的事件。

那日，赵杉因胃痛发作，卧床不起，并未亲见事情经过。只是事后从黄雨娇口中听闻，“兄”是怎样的疾言厉色，教众们是如何的唯唯而从。

在此之后，洪秀全等据此制定了约束教众的十条严苛戒律，称为十条（崇拜皇上帝，不拜邪神，不妄题皇上帝之名，七日礼拜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不杀人害人，不奸邪淫乱，不偷窃劫抢，不讲谎话，不起贪心）。

有了明确的纪律约束，拜上帝会由原本较为松散的群众性组织，逐渐转变为军事化管理的政治团体。

自此之后，凡是在人心不齐或是大敌当前教会前途命运堪忧时，“父”“兄”便会如及时雨一般“下界临凡”，直接发号传令，化解危机安稳大局以及做精神动员。

那代“父”“兄”传言的杨秀清、萧朝贵二饶政治地位因而得到了火速提升。为教会壮大提供物质保障的韦昌辉、赞助资财的石达开，也逐步在会中有了举足轻重的发言权。太平国日后的权力分配就此渐具雏形。

这种雏形的显现也在潜移默化中，影响了赵杉的命运。而时间依旧照着它固有的速度一点点向前推进，由夏入秋，由秋入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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