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认卷（ZC） 重读毛泽东的三个“名对”说反腐防变（1/5）

1959年，毛泽东同志在杭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12月4日晚上，已经是深夜，毛泽东在他的讲话提纲中信笔写下这样一段话：“敌人的策略是什么？1．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2．文化往来，人员来往，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毛泽东又写道“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们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若不改正，他们将会完全破产”。

读了毛泽东这个批示，当时，我们党内的同志还有不少人不以为然。但是，8年以后，毛泽东的预言不幸被事实所证明，苏联共产党彻底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了全党反斯大林运动。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便更彻底应验了毛泽东的话，一个老牌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全世界的注目中亡党亡国，苏联从此不复存在，陷入四分五裂。

时间又过了十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向它的下属机构发布了十条训诫，其中第一条写道：“用物质的引诱败坏他们的青年，尽一切可能让他们蔑视和鄙视他们原来所信奉的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制造一切色情的东西，让他们对这些东西感兴趣。进而鼓励他们进行性的滥交，鼓励他们不以肤浅虚荣为羞耻，要千方百计用电影电视书籍和新式宗教，毁掉他们的思想和精神。”毛泽东的预言，再一次被美国人以条令和规划的形式加以详尽的说明和解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这次明确地针对的对象是谁呢？全世界都清楚地看到，这次他们针对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把西化分化成功希望的对象寄托在中国的年轻一代身上。美国及其西方的行为，这正是毛泽东晚年所担心的最大的问题。从那个时候，毛泽东就在思考关于如何保持我们的党和人民军队永不变质，我们的江山永不改色的重大问题。作为一个思想战略的话题，其实，早在延安时期，上个世纪40年代，毛泽东就已经开始关注和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有过著名的三个“名对”，从延安开始，已经成为历届党的领导者和共产党员们的警钟和警示。今天我们讲这个课题，那就首先从毛泽东的三个名对谈起。

毛泽东的第一个名对，便是著名的“甲申对”。

这是毛泽东关于党不变质的思想的最早显现。事情发生在1937年9月，这一年，在延安发生了一件震动全党全军的事件，在红军时就已经身为旅长的红军干部黄克功，对陕北公学的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面对这样一个案件，有人给毛泽东写信，说黄克功少年参加红军，从井冈山就跟着毛泽东革命，参加了万里长征，是老井冈留下不多的将领，现在国难当头，可以让他戴罪立功。黄克功本人也写信给党中央、中央军委，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经过陕甘宁边区最高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死刑，为了教育全党，毛泽东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在信中写道：“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全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就这样，曾经勇冠三军的将领被枪毙了，临刑前，黄克功听说中央已经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痛哭失声。这件事，给领袖毛泽东以深深思考，在战争依然在进行时，有人就已经蜕化变质，就开始追求享受堕落。革命胜利后，这个问题必然更加严峻。不久，毛泽东阅读了描述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的《永昌起义》，他关注这位英雄人物，更加关注的是这位起义领袖由胜利转为失败的教训。1944年是甲申年，这一年，郭沫若应约在重庆《新华日报》撰写了纪念李自成进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年的《甲申三百年祭》，记述了李自成所率起义部队进北京后，因为骄傲、腐败，导致最终失败的过程和原因。毛泽东当即批示延安《解放日报》予以全文转载，并在各解放区印成单行本。同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说：“今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要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同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毛泽东给郭沫若写回信，他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这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怎么防止小胜小骄傲，大胜大骄傲？这成为毛泽东一直思考的问题。黄克功的问题让他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明天和未来。从此他把永不变质作为维持党的执政地位的战略思考。

就在“甲申对”的第二年，也就是1945年7月，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会见到延安参加国共商谈的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时任国民参议员黄炎培。

在黄土高原的一座座普通的窑洞里，黄炎培先生和一群又一群的共产党人接触，他深信这些普通共产党人将来能执掌中国的天下。但是，这位大学者也有他的忧虑和更深的思考。

就在毛泽东的那座窑洞里，他与毛泽东秉烛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