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誓碑——中国文官制度由宋肇始（1/6）

皇帝发的誓，而且是开国皇帝发的誓，对其继承者应该是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约束力的。

九百年前的赵匡胤，敢立这块不杀士人的石碑，固然出于他万世基业的考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势所必然的、符应社会发展的行为。中国人好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赵匡胤要结束中**人对中国政治的干预，也许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位。“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此乃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真理，但***这句话只是半句，另外半句，早在一千年前，赵匡胤就身体力行做到了，枪杆子可以出政权，但这个政权绝不能再被枪杆子左右。实行文官制度，由政治家治国，而不是军事家治国，便是赵匡胤执政的奋斗目标。誓碑虽小，意义重大，因为它极其明确地刻出了“不杀”二字，也就给了实行这种文官制度的最起码保障。

在此之前，中国的士人，也就是文人、读书人、知识分子，是被统治者视为呼之即来、挥之则去的“衙役”，是被权力拥有者视为用得着时用之、用不着时甩之的“抹布”，是被当官的、有钱的、拿刀动枪的视为可以骑在头上拉屎撒尿的臭老九，当然更是以秦始皇为首的暴君们视为大逆不道的整肃对象。在此之后，至少在这块深藏于密室的誓碑上，有一行字，士人不可杀。大宋王朝，第一，并非没有杀过士人的记录；第二，但也确实有士人杀得较他朝为少的记录，因此，这誓碑意义非凡。

中国之文化精神，其辉煌灿烂，其博大精深，其传统悠久，其生命力蓬勃，是有超越历史而万劫不灭的能量的。视文化为民族生命，视文人为国家栋梁，乃有史记载的三千多年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传承。中国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不是因为其国力强大，不是因为其人口众多，不是因为其地大物博，也不是因为其历史悠久，而是因为其拥有的这种文化渊源。中国，作为一个国家，败弱过，穷困过，破碎过，被人侵略得险几亡国过，但之所以得以衰而不败，败而不灭，灭而重生，生而不息，得以筚路蓝缕，走出困境，含苦茹辛，摆脱绝地，全在于支撑着我们精神的这颠扑不破、历久弥新的由方块字组成的文化传统。在中国，也许一段相当时间内，文明，会被抑制得喘不过气，文化，会被扼杀得了无生气，文人，会被钳制得万马俱暗，文学和文艺，会被整肃到寸草不长，颗粒无收，但是，这种誓碑上的精神传承，犹如横亘在中原腹地的长江大河一样，枯水期再长，也不会断流。

中国人经过千年以上的摸索，由昏沉蒙昧的黑夜，走向启迪觉醒的黎明，赵匡胤顺应了这样的潮流，故而王夫之在《宋论》中曾经说到这块誓碑：“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内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呜呼！若此三者，不谓之盛德也不能。”一个受到压迫的人，方知不受压迫之可贵，同样，一个压迫惯了的人，要他收手不压迫人，也难。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深知文人在压迫下，难以为文，难以为人，这位遗民甚至要躲到湘西石峒，才能摆脱大清王朝文网的压迫，所以，他对赵匡胤的这项措施，评价极高。道理很简单，人只有一个脑袋，可不是韭菜，割掉一茬，仍可再长一茬。因此，赵匡胤这块誓碑，基本能够约束后来的执政者，给文人一点安全保证。中国封建社会，一共有过三百多个皇帝，只有他发了不杀士人的誓，舍他，无人敢作这样的承诺，而且，大宋王朝三百年，勉勉强强也还是按照他的誓言去做，不杀，或者尽量不杀士大夫，所以，他真是很了不起。

这一点，赵匡胤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历史上少有人注意宋太祖此举，即或有，也一笔带过，或者存疑，只有王夫之，以“盛德”二字，表示他衷心的赞美。

赵匡胤的这块誓碑，有论者以为，不仅达到中国封建王朝全部历史上的“民主”高峰，更有论者谈及，还说明了昏君、庸君也许不把这种精神传承放在心上，不等于明主、英主不把这种精神传承不当回事。秦始皇焚书，医药的书、农林的书，他是不扔到火堆里去的。这说明，即使暴君在下手屠杀文人，灭绝文化时，他作为一个中国人，这种血脉传承的精神渊源，也还在起着作用。除非他已经是畜生，是野兽，否则，总会存有一丝一缕的考虑。这也是五千年中国文化传统，得以绵延至今，还发扬光大的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有宋一代，对于文人比较优容，也比较信任，其人事政策的始源，是与这块在建隆三年（963）所立的誓碑分不开的。

“德国经济学家库恩（Dieter　Kuhn）在《宋代文化史》一书中指出，中国11世纪至13世纪发生了根本的社会变化，首先，文官政治取代了唐朝的以地方藩镇为代表的军人政治，受到儒家教育的文人担任政府高级行政官员；孟子以王道治国的思想第一次付诸实施。其次，宋朝在农业文明、城市文明和物质文明（如手工业）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农业技术的新发展，新土地的开发，以及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奠定了宋朝经济繁荣的基础。城市商业和手工业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