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第三部《跟随者》-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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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人，除了自己家的弄堂，弄堂口的小吃店，人民广场总是要占据一点记忆空间的，因为它和外滩一样是上海城市的标志。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人民广场是大得没有边的。每次外公带我去，都是从淮海中路走着去，或是沿着家门口的瑞金一路走到南京路，再右转，向着外滩方向走。对于儿时的我，这路程远得像是长征，所以每次走到后，我都有一种获得巨大胜利的感觉。

一路上外公总是给我讲讲上海，也讲他一生的奋斗史：从带着一双筷子一把伞来上海学徒的泰兴小弟，到上海的大老板；再从拥护共产党的民族资本家，到一无所有的老人。

那时，我们总是坐在人民广场中央的一个水泥凳子上，晒太阳也聊天。他给我讲了许多在这个广场上发生的事，说这里原来曾是一片水田，道光二十八年英租界扩大了，这里被称为“泥城浜”，所以小刀会在这里跟清兵打仗，就叫“泥城之战”。后来，这里成了赫赫有名的上海跑马厅，起初中国人是不可以进去的，到了宣统元年中国人才可以进入。外公说这里和上海别的许多地方真的都挂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我觉得不可思议，问他愤怒吗？是不是常有人去砸那块牌子？他想了想脸上有点尴尬，说，好像也没有。

四一年太平洋战争爆发，跑马厅成了日本人的兵营。抗战胜利后，跑马厅又成了美军的军营和仓库。四九年，这里才真正属于了中国人。五一年秋，上海市人民政府将跑马厅改建成人民公园和人民广场。五四年，跑马总会大楼改为上海图书馆。之后又兴建了上海体育宫、上海人民大厦、上海博物馆等……

外公说这些时显然是激动的，他的脸上呈现着由衷的对帝国主义的恨，和对新中国的热爱。他讲着迎接解放的游行，还有各种发生在人民广场上的事，他讲的时候仿佛自己就是人民，就是从三座大山下被解救出来的人民。他曾不止一次自豪地对我说，陈毅市长当面说过他是一个革命的民族资本家。

他讲这些的时候，有意忽略了他所经历的被抄家、批斗……反而在落实政策后感激地写诗发表在《文汇报》上。被没收、被剥夺了一生努力成果的外公，是我无法理解的。

多年后，外公已经去世，我在收集这部小说的材料时，发现外公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略过了发生在上海人民广场上的一件大事：一九七零年四月二十五日，在上海人民广场举行了万民大会，公审了两位基督徒的叛国投敌反革命案，并由电视实况转播。大会上万民高呼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叛国投敌分子”“人民当家作主”“无产阶级专政万岁”“严惩反革命分子”……大会当场宣布死刑立即执行，在游街示众之后，这两位基督徒和另外四十九位被定为死刑犯的人，一同被执行了处决。

不经过严格的法庭审判，一下子枪毙了这么多人，这事外公不可能不知道，不可能不记得，甚至当时他这个资本家不可能不胆战心惊，但他选择了忘记，至少是不希望我知道。也许，他和很多善良的人一样，希望孩子的记忆里只有阳光和鲜花。

四十年后，我在大洋的彼岸，面对着那个熟悉又陌生的人民广场。仿佛是二千年前耶稣受审的那个场景，众人在高喊“钉死他”“钉死他”“把他钉十字架”。为什么众人会激烈地要求处死并不曾危害过他们生命或财产的人呢？人民广场上万民涌动的口号声中，有多少是组织的安排？有多少是真实的情感？又混杂着多少罪恶的兴奋、自义的判断、求同的惶恐、冷漠的自保？

透过我自己的人生和信仰，透过片段而真实的史料，透过众多当事人的自辩与忏悔，透过外公的爱恨，我看着那个时代，更看着被“众人”处死的两位殉道者……

一九七零年，我七岁，正在上海。就在那年那月，甚至那个礼拜，我一定去过人民广场，但我看不见那血……

我把黄愚志的故事放在最后，因为他的血仿佛四十年前就渗入了我的血管，今天突然被唤醒，奔涌起来，沸腾起来……使我这个如此凡俗、平庸的小资女，似乎能体会到一点他神圣的激情。

我真是渴望这种体验能再长些，只怕是我一写完，他和他那殉道的光，就会从我生命中褪尽，我会回到这个悲凉而麻木、世俗而猥琐的末世。

黄愚志是一个性如烈火的人，个子不高，浓密的头发根根竖着。他是李夜声非常器重的人，他讲道的信息像火一般燃烧，让听到的人猛不丁地，被灼伤、被点燃、被烧尽伪饰，也被烧尽草木禾秸搭建的“成功”。

被黄愚志灼伤得最厉害的就是李夜声。黄愚志是最早进入文德里聚会处的弟兄之一，后来因着他有传福音和讲道的恩赐，被李夜声派往中国各地及香港，布道并建立新的聚会点。

在四二年的文德里风波中，黄愚志是聚会处十多位领袖中，最坚持要求教会革除李弟兄的一位长老。如果说李如是对李夜声之事的剧烈反应，有很大程度夹杂着个人情感，那么黄愚志则完全是因为“正义”。

在他的信念中，奉献就是全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