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遵行现代化孝道（1/4）

学习孝顺父母的道理，是子女应尽的责任。

孝道是中华文化瑰宝，有待我们发扬光大。

关注父母的健康安宁，多为父母分忧分劳。

养口体只不过是下孝，养心志才算是上孝。

亲子关系不全由父母，子女也应该求自动。

若是不幸已经被宠坏，觉悟再觉悟速回头。

孔子把“父父”和“子子”并列，意思是二者具有相对应的关系。有“父父”才有“子子”，而有“子子”，也才能要求“父父”。因此我们说完了父母应负的责任，当然应该讨论子女必须养成的正确心态。“父父”的“父”字，第一个指父母，第二个指教养。父慈子孝，在父母为慈，在子女为孝，两者不可分开，要一并加以讨论。父慈的功能，必须发挥在教养子女方面，才是真正的慈爱。“子子”的“子”字，第一个指子女，第二个应该指孝顺。子孝当然是子女对父母的孝顺，必须尽心尽力。父母重视教养，子女恪尽孝道，家庭自然幸福快乐。

“孝道”这两个字，长久以来，经常被扭曲。自从西方文化东来之后，某些接受新风气、喜欢谈论欧美亲子关系的人士，对自己文化中的孝道提出很大的异议，甚至认为我们的亲子关系也应该向西方看齐，因而造成很多误解。孝道是中华文化的特色，全世界只有中华民族把《孝经》当作专书来研读。可惜大多数人，不能明白孝道的时代意义，因此不能表现出现代化的孝道。

旅美哲学家吴森先生，在美国开设中国哲学课程，不断接受西方学生对《论语》“其父攘羊”的故事提出质疑和反对。这一章的原文是：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

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意思是说，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作为儿子的出面作证，牺牲亲情以顾全法律上的正义。这样不近人情的儿子，孔子并不认为可以称为“直躬”。于是批评的人，便指称孔子以亲情为重，而以国法为轻，甚至批评孔子鼓励犯法，不惜为了父子私情而违反国家法律。吴森教授却认为：

“吾党之直者异于是”是孔子对叶公称证父攘羊的儿子为“直躬”提出的一个温和的抗议。叶公是一位有官阶的人士，并不是孔子的弟子，孔子不可能用斥责弟子的语气来对待他，所以这一句话并不是叙述句或描写句，只是含蓄地告诉叶公，“证父攘羊为直躬”的道德标准并非普世价值，不是到处都被接受的。孔子并不是斩钉截铁地提出他的主张，只是在暗示叶公，可能还有其他的评判标准。孔子的基本态度，是不反对，也不完全赞成。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也不代表孔子的积极主张。这一句话的主要功用，在加强前一句话的力量。完整的意思大概是：你说“证父攘羊”便是“直”，我们的标准可不相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人们，他们何尝没有“直”在其中呢？世界上的标准，不可能只有一种，否则文化差异要作何解释？孔子一向的主张是“无可无不可”，认为适时应变，才能够合理解决问题。而合理的标准也是变动的，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方式，不过是多一种选择，多一种参考而已，并不是只有这么一种方式才是唯一正确的途径。

我们的社会，秉承“先敬后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精神，通常先讲情理而后讲法理。中华文化艺术重于科学，很多科学性的东西到了我国都变得相当具有艺术性。孝道是艺术而不完全是科学，用这种心态来看我们的二十四孝故事，便不致认为其荒诞离奇而嗤之以鼻。我们不必追究，“哭竹”是否真的能够生笋，“卧冰求鲤”的父母是不是太狠心。只要告诉子女，这些并不是科学论证，而是启发大家，身为万物之灵必须讲求孝道，否则和禽兽没有什么两样。当然，找一些现代化的孝道题材供子女参考，让子女从现代的案例中学习，应该是很好的方式。我们非常不赞成借口与国际接轨，打着现代化的旗号，企图将孝道思想从中华文化的内涵中去除。几乎所有外国人，听到中国人的孝道观念和行为，大多表示激赏和羡慕，认为做人理应如此。可惜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对待子女要慈爱，对待父母要孝顺，原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孝道是人类的瑰宝，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贝。

现代子女不好当父母难为，现代的子女也不好当！不像往昔那样，凭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看看是否门当户对，把双方的八字一配，若是天作之合，那就先订婚，再完成婚礼，然后送进洞房，万事OK！结婚之后长期居住在男方的父母家里，好像理所当然。在那里生育子女，随时有长辈指导、照顾，似乎也十分方便。一直要到丈夫的父母过世，才开始和兄弟分家，自行建立家庭。这时候夫妻经验丰富，应该也不乏钱财，当然比较理想。这些原本是父母恩惠的过程，却由于年轻人喜欢独立、追求自由、不受父母约束而被整个推翻了。

现代年轻人，当恋爱成熟、开始讨论婚姻大事时，少女大多主张婚后立即有自己的家，不愿意与公婆同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