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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认为社会有五伦，所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wkhydac.org董仲舒择其要者定为“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君(政)权、父(族)权、夫权，再加上一个神权，就是毛泽东所讲的“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根极大的绳索”。再将儒家张扬的五种德性仁、义、礼、智、信合为“五常”。

这个“三纲五常”历来是皇权专制主义的根基，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就是由此而来。王奇当然也是不愿意这种观点大量流行的，但又不好直接提出反对的意见，特别是里面的很多条款都是很得人心的。像里面的“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这一条，要是现在王允要求王奇做什么事，而王奇偏不去做的话，估计王奇就得被那些名士大儒骂死了。

既然不能提出反对的意见，王奇就决定尽量的正确解释它，让它为自己所用。

王奇提出，皇帝也是“天”的儿子，首先也要“事天以孝道”。至于什么是天道，那还不简单，王奇很直接的提出，民意即天意，所以天下万民就是皇帝的天。既然这样了，那如果皇帝不能善待民意，就是不“孝”，这样不“孝”的君主，人民还有必要效忠吗？以孝来对抗忠，就是王奇为了对皇权产生制衡而提出的一个方法。

至于剩下的那“两纲”和“五常”，对王奇并没有什么切身厉害，特别是其中的“五常”，王奇甚至还是十分欣赏的，所以也就不加反对了。

为了能够更好的限制皇帝的权利，王奇更是对董仲舒的“君臣离合”论大家赞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宣传这一观点。君王取法于“天”，人臣取法于“地”。取法于天者，就要“高其位”而“藏其形”，意思是深藏不露、光说不练。取法于地者，则要“暴其形、出其情以示人”，意思是站在前台、总理大事。君臣各守其道，谓之“离”，君臣相互配合，谓之“合”。(《春秋繁露 183;离合根》)。

影射汉灵帝的离合尺度把握的太不好了，现在他虽然没有把权力自己一把抓，但是基本上就是交给他的代理人宦官的，这样的做法是太贪权了，应该分一些权力给其他人。这种观点是很得清流名士的心的，王奇就是想利用董仲舒的“离合论”来给自己的“立宪论”找到借口。

而王奇为了削弱皇帝的权威，就旧能提高人们对民意力量的重视，提升对人民的重视度。在这方面，王奇早已经想好了办法，那就是推崇孟子，推崇他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学说。

以上的内容可以说只是想打破原来的封建制，但要真正吸引名士大儒的目光，就还得提出自己的观点。

王奇的思想是自由主义，他的政治主张是君主立宪制。

王奇并没有想过要废除君主，实际上，在现在这个时期，已经经过几百年儒家文化熏陶的大汉，没有君主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至于王奇本人，他还想当皇帝呢，怎么可能会提出废除皇帝这种观点呢。他这样宣传“立宪论”就已经是极点，让他宣传“民主论”，他可不想让后人说他出尔反尔。

作为自由主义的和君主立宪制的共同点，就是要求有代议(表)制度。而王奇就是想在将来，在保持君主存在的情况下，同时实行代表制。实际上，儒家的学说中，也有相应的代表观点。如果王其此时提出实行代表制，应该不会产生大的反对。但是王奇发现，儒家学说中所隐含的关于代表制度的主张与自由主义的代表制度的主张有着重大的差异。

自由主义的代议制度，它的形成和发展是基于利益的表达和政府对这种已表达的利益的满足。当年英国有《大宪章》和“没有代表不纳税”的口号，促使当初的英国国会在君主和民间的利益互相满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因此，它是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代表制。即每个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看管者和照顾者，自己是实现自己利益的最好手段，而不能指望他人。自己一旦有利益要求就应主动加以伸张，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加以实现。

但是儒家的代表理论却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明君贤相所具备的美德和知识能够“代表”民间的利益要求。它可以称为贤能代表说，即政府通过对民间的各方利益作通盘的考虑和安排去洞察和辅导来满足民间的利益要求，而不鼓励民间拿自己的利益要求来同中央抗衡。

这种贤能代表制通常假定个人不大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利益，因此，在利益分配和照顾上个人必须服从君王，包括君臣的安排。这种贤能代表制的制度结晶是家长制，它具有很强的威权性格。

其特点是明君贤相治理国家。要是君不能明察，那么，社会的利益要求就得不到满足，这样最终就会造成动荡。若是百姓不必议政，则说明国家治理得有条不紊(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 183;季氏》)。若贤能者不参政，则国家治理得一定很糟糕(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 183;泰伯》)贤能代表制的特点是公高于私，一切服从公。利益代表制的特点是私高于公，公为私服务。(ps：前面部分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