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章（1/2）

贞观三年，承乾在年末在崇文殿行隆重的拜师礼以迎师玄龄。

武德二年，门下省始下诏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为过渡为尊孔做着铺垫。在唐以前直汉武帝时孔夫子并不为人所重，读书做官首要的便是祭拜周公，以成为周公辅佐贤明君主为为己任。

前汉初年至文帝之前，儒学虽然是朝廷所推崇备至的学问，却并没有在治国理政中为当时的皇帝和官僚所多么看中。

汉初朝廷内外国士，上下官吏知晓法家已无法适应新的需求，必须寻求新的学说去推动治理的变革。

但是此时众人没有统一的啊备选方案，改变无从推动，只能退而求其次，以无为而治闻名的黄老学说被动的成为了朝廷缓冲各家学说的减压阀和防震垫。

儒家虽然在士林中名声最大，但却从没有实际落地的应用以供支撑，虽然有人以周的例子试图推翻儒家无法落地应用的说法，奈何周距离汉已经非常久远，没有文献资料记载，况且众人皆知道周时尚且没有儒家，儒家是孔丘托名周依据鲁国所构想的新的学说，后来孔丘又游历各国积极寻求应用场景，并且在游历途中不断根据实际情况完善自己学说。如果能如此继续跟随实际情况对学说不断构造，不断改进，也许此时前汉朝廷会多出一个选择，奈何孔子之后儒家内部缺乏创新和改革，一潭死水，固守孔夫子留下的那一整套理论体系不肯做出改变。

只有少数几个派别做出了创新，为后人所知晓，获得当时较多认可的只有两个分支，一个是孟子学说，一个是荀子学说。但是二者均未获得实际的理论检验。

此时摆在汉初朝堂上的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学说只有四者，其一就是管仲，但是这却建立在皇帝极大放权的前提下，在秦的大一统集权框架内自然第一个淘汰出局。第二个便是法家魏国李悝，秦国商鞅所代表的法家，法家拥有两个堪称完美的案例，奈何名声太丑，况且法家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再没拓展空间以供发挥，所以自然也被淘汰下来。

不过此时众学派只有秦法家能够支撑起帝国的框架，故而作为朝廷这一时期实际所应用的学派而获得了实际生存。

另外两者是儒家提出的宗周分封制和黄老学说提出的无为而治。如此算是奠定了汉初的制度框架，郡国并列制和以法家为骨，黄老无为而治为皮肉一同成为帝国的构造基础。

直到缇萦救父一事的发生，儒家被朝廷边缘化的情况才开始逐渐发生变化。

她的父亲得罪权贵，蒙冤被判肉刑，她上书陈情，冒死向皇帝进言，痛陈肉刑之苦，愿为官婢替父受刑。她的孝行感动皇帝，汉文帝不仅宽免其父，而且废除了肉刑

这其中儒家的作用被人们所看中，用以减清法家刑法苛重的顽疾。不过此时儒学并未能登台执政，贾谊即便说的再切实可行也无济于事。不过从以前专写祭祀悼文和为皇帝歌功颂德的词臣转换为可以面见皇帝，陈述治国理政之言，儒家的兴盛已经拥有坚实的基础。

直到景帝执政，为太子选拔师傅，此时儒家才终于得以登堂入室。此时的儒学已比过去壮大无数。随着朝廷以儒为教所诞生的官吏的激增，汉初继承自秦的律法和制度基础产生了动摇，秦的军功爵制度逐渐被瓦解。

直至汉武帝登基，秦制终于在汉武帝执政中期以后被扫进故纸的垃圾堆。

随着儒家登堂入室而来的是新儒学的诞生。以主父偃，董仲舒为首的一众在法家构建的国家框架里实现儒家脱胎换骨的人重新按照皇帝的新需求将儒家重新构造，踢出了一些不合时宜的学说，随之而来的便是新儒学的逐渐兴盛和旧儒学的被取代和没落。

儒家的扩张登上了皇帝集权的快车道，逐渐飘向帝国的四面八方，逐渐取代其他学说成为一门显学。

皇帝需要扩权，儒家需要成为一门显学。儒家为皇帝扩权，加强集权，规避义务提供大义名分，而皇帝为儒家扩张备书，“独尊儒术”应用而生。

其他学派要想不被儒学取代，就必须向儒学靠拢，接受儒家的改造。恰好儒家并没有深厚的实践经验，其理论并未经受实践的考验，故而也便海纳百川了。

随着儒学的兴盛而来的是儒学的分裂和想要维持不变所带来的撕裂。此时皇帝也有了新的需求，皇帝想要建立更加牢固的统治秩序，故而便有了汉宣帝甘露三年的石渠会议等会议的对儒学内容的一次次甄别和利益的交换。如此，至后汉中，儒家已经为皇帝构建起坚固的统治秩序。

东汉末年曹操虽为丞相，但却也不敢贸然攻击儒家构建起来的坚固统治秩序。

直到他的儿子魏文帝曹丕称帝，为了能够顺利继承这套坚固的统治秩序而避免遭到秩序的反噬，便颁布了九品官人法，施行了诸多让步政策，奈何依旧无法坐稳皇位。

司马家雄起将在皇位上摇摇晃晃的曹魏皇帝绊倒而自己坐了上去。如此，周公为代表的汉代儒家已经根基动摇，摇摇欲坠了。司马家不得已只得继续让渡更大的利益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