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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助澜的民族运动陷入混乱。

彼得格勒的敌对行为反过来也导致了英国人采取更为激烈的态势进行报复。伦敦收留了毕苏斯基、班德拉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波兰、乌克兰、格鲁吉亚、芬兰民族分离主义者，还企图通过操纵穆斯林世界的民意来煽动俄属中亚的穆斯林暴乱。

双方互相进行的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剑拔弩张显然令两国势力范围的边缘处于不稳定的同时，对两国的经济和国内稳定也没什么助益。

时至1921年，借着俄国伏尔加河流域陷入严重的旱灾，劳合·乔治释放了缓和两国紧张局势的善意。他认为英俄两国互相拆台是恶性竞争，对两国没有什么好处。眼下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经济的恢复，所以应该停止敌对行为，坐下来好好谈谈。

至此，随着别洛韦日经济会议的召开，英俄战后大博弈逐渐走向缓和，第一个对峙高峰结束。

第四十三章，帝国的危机，其下

1922年1月16日，在距离彼得格勒129公里的城市维堡，英国代表和俄国代表坐在一起就“债务”和“经济”问题进行了多次深入的探讨。

对于英俄两国来说，世界大战对经济造成的损失无以估量且时至如今还没有完全恢复。

在战争年代，英国为战争支出了约124亿英镑。由于遭到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和战争破坏，英国的国际贸易额急剧下降，失去700万只吨位的船只，这个数字大约相当于1914年其商业船队的38%。有形贸易同样遭受重创。1918年，进口在数量上比1913年下降27%，出口下降幅度更是惊人，达到63%。为了平衡国际收支，英国不得不卖掉10%的海外资产，并向美国借债，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已达8.5亿英镑，占美国对协约国贷款的45%。

对于俄国而言，由于东线主战场造成的物质破坏主要集中在现在的波兰王国境内，因此蒙受的直接战争损失已经无法统计清楚。战争直接导致了约250万人死亡或失踪，500万人受伤。由于战争所需人力主要来自农村，农村劳动力的缺乏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严重衰退：1919年农业生产也只达到战前水平的66%。工业生产到1919年同样低于战前水平，由于临近战争结束时军事工业生产严重过剩，从1918年开始，与军工生产直接相关的钢铁工业等部门生产急剧下降。由于财政状况不断恶化，俄国财政部只能不断借取外债，至战争结束时欠美国110亿卢布，欠英国70亿卢布，欠法国60亿卢布。

因此双方对话的第一个问题是：债务。

由于俄国不仅欠美国人的钱，还欠英国人的钱，因此俄国财政部的高级官员提出了一个激进的方案来解决债台高筑的情况：他们建议英国方面高调且大度地单方面取消俄国的70亿卢布外债。这样，华盛顿方面就别无选择，只能采取同样的措施来展现绅士风度。

俄国外交部十分赞同这一提议，认为它将“在接下来的一代人当中”为英国赢得荣誉，同时确立起英国“无可争议的世界精神领袖地位”。但是英国外交官十分抗拒这种提议。如果伦敦方面试图迫使美国，让它不得不跟在英国后面，他们不确定华盛顿方面可能有什么反应。

英国外交部的态度趋于中庸，他们老调重弹地提前了一个对欧洲人而言都可以接受的逻辑链：德国先偿还战争赔款，然后协约国偿还战争债务。但是哈定政府已经多次明确表示，赔款和债务是两个问题，美国不接受德国不还款协约国就不还利息的做法。

英国财政顾问凯恩斯倒是激进地支持债务减免的提案，他认为现在欧洲的经济复兴之所以迟迟无法看到曙光，就是因为“一条长长地锁链将彼得格勒、柏林和伦敦锁在了一起，牵着囚绳的人是不愿让步的美国”。

但是英国不愿意接受单方面的减免债务提案，一方面是伦敦不想得罪华盛顿，另一方面劳合·乔治政府也无法强迫英国债务人无私放弃俄国外债的利益。

所以两国代表的共识是，债务问题恐怕只能在美国参与会谈的情况下得到解决。英国财政部只是与俄国财政部达成了初步的债务延期方案，将利息向后延期支付。

不过在土耳其问题上，英俄两国倒是很快协调一致。凯末尔领导的土耳其民族战争已经穷途末路，游击战争虽然是人民战争，但土耳其人民显然在2年的战争、饥荒中已经大批大批消失了，没有那么多活人可供凯末尔游击，所以他最终尽管百般斗争，但最终还是被迫承认了彼得格勒和会的条约，还额外付出了200多万人口的损失和一个满目疮痍的国家。

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二个问题：经济。

1921年末，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邀请俄国大使在唐宁街10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