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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人民进步党本身。

对于人民进步党的老前辈来说，他们这些出生在50年代的俄国人，生长在忧患阴郁的环境中。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揭开了俄罗斯帝国王朝末年的腐朽暮气，一部分接触西方文化的开明之人相信，自由主义是俄国的必经之路。这是构成人民进步党的历史根基，也是它作为仅70年来，沙皇制度、专制政府、封建制度的批判者和反对者的源泉与信仰。

那么对于1920年，从政治反对者变成政府执政党的人民进步党来说，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未来在哪里？

事实证明，有许多的自由派别政治活动家们、曾经严厉抨击政府的反对者，如今掉队了，变成了他们曾经反对的模样。

从1920年年中开始，克伦斯基政府执行了一系列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将经营不善的国营资产进行私有化程序、削减政府非必要开支减少赤字、减少政府干预并鼓励私营经济等等。仅从经济理论角度讨论，克伦斯基采取的政策都有许多现实依据，但也正是俄罗斯帝国相对不够健全和透明的政治框架令进步联盟在种种诱惑面前表现得如此不堪一击。

一连串的政治丑闻从1921年初就被新闻界接连爆出：权钱交易、情色腐败、内幕交易、侵吞国有资产等等。对于一部分党派内的老同志来说，俄罗斯帝国已经赢得了世界大战的胜利，已经扫除了旧日挥之不去的沉沉暮气，那么他们这些自由主义者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现在就是当大官捞大钱，好好享受的时候了！

对于进步联盟的中生代和新生代成员而言，他们显然是不能完全与这些迅速腐化的老同志们苟同的，而且他们也长期受制于党政被老前辈长期垄断、无法参与决策所以无比反对政党的寡头化趋势。

因此在进步联盟内部，决裂开始了。基层自由主义党员反对且不能相信那些曾经带领他们批评和反对官僚政府的旧日领袖。他们主张党迫在眉睫的改革，令决策公开透明化、执行更具效率、基层党员能够积极参与，并且这种革新应当进一步扩展到同样充满腐败黑幕的国家机器中。

这些“青年革新主义”仅仅是进步联盟的第一层决裂，第二层决裂更加令人担忧。

从1920年开始，克伦斯基政府执行的紧缩政策，消除通货膨胀和缩减政府开支从而扭转财政赤字的恶化引发了俄国国民经济的严重不良反应。或者说正是因为不良的经济病症已经深深植入了俄国国民经济中，导致财政部认可的“药方”要根除“病灶”变得十分痛苦。

损失最为惨重的是农业生产。通货紧缩带来的物价下跌对农业生产造成了沉重打击，俄国农民的脆弱经营在大战期间就遭到了严重损害，如今紧缩完成了对这个摇摇欲坠系统的致命一击。

从1920年末开始，俄国农民发起的骚动和暴乱案件直线上升。他们在农村退伍老兵的带领下纵火焚烧了低价收购粮食的面粉厂和供销社，把他们认为过着寄生虫生活的贵族庄园推倒、土地强制分配。一些富农深受其害，另一些则从农民暴力事件中获利，因为他们也是农村秩序的一部分，是暴力事件的主导者和紧缩政策的受害者。农民用暴力的手段发泄他们心中的不满时，对于那些自由主义中相对左倾的成员来说，决裂产生了。

对于这些左翼自由主义者来说，在他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优先级显然大于对自由主义教条的尊奉，所以他们选择投入为农民请愿的“农民民粹主义”浪潮中去。新的代表农民利益的民粹政党在农民掀起的暴动中塑造成型——农民的利益诉求创造了新的农民党，它的许多政治面貌看起来就像是已经消亡的社会革命党死灰复燃——只不过剔除了革命恐怖主义的不利因素。

城市中的不满同样十分显著，1921年是多个轰动一时的流动强盗团伙与连环杀人案件破获的年份。这些能令俄罗斯孩提止哭的凶险罪犯无一例外都是退伍老兵——他们虽然迎接了和平，但精神创伤却令他们永远留在了那个残酷的战争年代。

根据几份俄国陆军部的内部调查指出，世界大战带来的精神疾病——由于如今精神医学尚且处于一片空白——他们将创伤后应激障碍（pdst）称为弹震症或者战斗疲劳，俄国军队身患弹震症的比例大约是每一千人中有8-10人，也就是说俄国先后动员的1500万军队中，产生了大约12-15万pdst患者。轻微患者可能是身体不自觉的抖动，或者无法集中注意力，严重患者则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

俄国内务部警察提审一名在察里津受到十多起伤人案件指控的罪犯报告中写道，该罪犯是在世界大战期间俄国陆军获得三级圣乔治勋章的荣誉老兵，他在战斗中左臂受到枪伤，仅凭右臂使用轻机枪杀死了11名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