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1/2）

天边“嗖”得又飞过一颗流星，尾巴拖的老长老长向着北方飞了过去，正巧这会儿一片乌云不知道搁哪儿飞了过来恰好把那颗紫微帝星给遮挡住了，查文斌眉头微微一皱心里有了一个念想：难道……

大约十分钟以后，我感觉到睡着的石头晃动了一下，我以为那是在做梦，翻了个身继续睡。不料片刻之后一阵更大的晃动直接把我从石头上摔落下来，我的手撑在地上感觉到大地在摇晃，那座用石板片盖的屋子上面“哗啦啦”得往下滑落石板。

“地震！”这是一个从书上看到的名词，仅仅是听过而已。

据说那一晚，在中国的某个地上，一夜之间有一座城市被完全抹平，死伤人数达几十万。当然这是后话，我们躲在山头上哪里知道这些。

从那以后查文斌每晚都出来看星星，他有时还会摆出石子计算。我问他看出了个什么所以然。他说，这片土地要出大事，而且很快了。

天象和人事往往会有惊人的巧合。据说在1947年陕北志丹县，有一天下午，西北方天空中有一团很大的火球向西南方坠落，一个陕北老乡的预言便成真了。

此类传言还有很多，难道真蕴涵了什么预示吗？我不得知，或许他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吧。

后来，当我看到我家的烟囱第一次冒烟的时候，我知道，我可以回家了。

家，我离开了整整一年，但是我总算还有一个家。后来，我和查文斌被带到县城里去做了记录，这是我最后一次见他。过年前，我收到了北方寄来的照片，我、胖子还有袁小白跟查文斌的合影，不知道他们三人有没有各自收到。

1977年农历春节，我曾经去过五里铺，但是查家没有人，听他们村里的人说查文斌走了，在一个月之前和他那个疯疯癫癫的师傅一块儿走的。那也是我第一次看见他家，两间土坯房，有一个篱笆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有一棵枣树。过节，家家户户贴红挂彩，唯独这家门框上写着一副白底黑字的丧联。

1978年，我是在洪村度过的，父亲的问题基本被调查清楚，他是被冤枉的，母亲也同样清白。但是经历了这一波折腾之后，他们俩都老了，一下子就头发花白。

1979年，我已经成年，家道也开始中落，在农村，失去了劳动力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我的家曾经只剩下半个番薯，父亲让给母亲吃，而母亲则说自己不饿，最后谁都舍不吃而喂了老鼠。那一年，我开始接过家庭的重担，同样因为治病和生活欠下了六百多块钱的债务，在那个年月，对于我这样的家庭绝对是一笔天文数字。

1979年五月，被逼的实在没办法后，我准备放手一搏，卖掉了家里的一头猪凑了路费和很多人一道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深圳，那时候还是个小渔村，我的目的地是广州。这里对我而言是陌生的，我听不懂那儿的语言，也吃不惯那边的饮食，但是每天都有无数像我一样为了讨一口饭吃的人来到这里，而我也正是开始了露宿街头的生涯。

广州是现实的，也是残酷的，我每天都在街上转着只想能够糊口。我没有多少文化，我也没有社会经验，扛过沙包，也去工地搅拌过水泥，力气和二三十岁的比有差距，最终我谋得一份在广州拉黄包车的活儿，也就是人力车夫。

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这里的一切对我这个乡下土包子来说都是超乎想象的，这里的人脑子精明。比如他们从香港进电子产品回来加工，一块电子手表的成本只要两元钱，但是批发出去就可以达到十块，很快当时我从那些坐在我车上的商人嘴中得知，就这么一块表如果带到北方，那它的价格将会再翻两番。

这样的利润是建立在那个年代的信息不对称和资源缺乏的卖方市场，瞅准商机后，我也加入了这个大军：倒爷！

我倒腾的第一笔货是喇叭牛仔裤，一共五十件，那是我在广州拉了整整半年黄包车攒下的，我再一次踏上了北上的火车。在上海，我刚走出火车站之后就打开了包裹就地摆摊，不到五分钟，这批货被人一抢而空。欣喜若狂的我当天就定了返程的车票，从此，倒爷的生涯正式拉开帷幕。

衣服、电子产品、音响制品，生活用品，五金机件，总之什么赚钱，什么货好拿我就拿什么。大约有一大半的时间，那阵子我是在火车上渡过的，而去往的城市也仅仅是随着我能买到最快的北上列车，无论终点是哪里。

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