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古初期的朝鲜和日本（4/6）

数约占全国人口10%左右。但至末期，不少奴隶已转为庄园农奴;至901年，法律已禁止使用奴婢。少数品部杂户是残留下来的从事“贱业”的部民,如酒户、染户、船户、乐户、陵户 等。他们在法律上是良民,但从业的范围受到限制。以后公民中也渐有从事这些生业的,但品部、杂户的贱民身份并未改变。

高踞于公民、奴隶、贱民之上的是贵族，他们是大化改新前氏族贵族的后身。五位以上的为贵姓贵族,六位以下的为卑姓贵族,各按阶位获得位田。服官和有功者,另有职田、功田，依官职或功勋大小有差。这类土地不附有农民，或佃与公民收租，或役使奴隶耕作。贵族又按官爵分别获得封户，享受封户所纳租的一半和庸调的全部。

中央政权在奈良时期逐渐巩固起来。718年(养老二年)，修成《养老律令》，以后又陆续颁布了一些格和式，形成一套完整的维护封建统治的成文法，称为律、令、格、式 。官僚贵族掌握着有关律令格式的知识，形成所谓“公家” 的贵族集团。公家的首脑和核心是藤原氏。以大伴氏为中心的旧贵族不甘没落，和藤原氏进行政治斗争。藤原氏代表新兴封建官僚贵族的利益，先后击败政敌橘奈良麻吕和僧道镜，最后消灭了大伴氏一族的旧势力。以藤原氏为首的国家完全控制了中央政权。

班田制的破坏和庄园的形成班田制度制定之初，在全国大部地区得到推行。从646年到713年,六十七年中曾搬田十二次。但是收授制度本身比较复杂,国司、郡司等地方官倚势舞弊，政府可班的口分田日益减少，日久就不能按制班授。在实施班田制度的同时，大土地的私有也在发展。政府不断赏赐大量的职田、位田、功田、赐田给贵族,法令又规定寺田和神田 等土地的私有。这些土地以后都不纳税。政府为增加收入，还容许地主开垦荒地。723年，制定“三世一身法”，凡开垦生荒可以传三世再归还国家，熟荒则开垦者死后归还。这样，政府自己破坏了土地国有制。但官僚贵族、富豪、寺社等对“三世一身法”仍不满足，政府终于743年允许垦田永远私有。这就更加促进豪门贵族私有地的增长。

8世纪中期,班田农民开始迅速分化。大部分人负担不起高额的租赋和债务,贫困破产。据730年(天平二年)越前国义仓册,一千零十五户中有九百二十户(占90%)为下下户，列入不能负担义仓粮谷的“等外户”;财富逐渐集中到不到10%的少数富人手中。737年(天平九年),政府禁私人出举，说它使农民“父子流离、夫妇离散”。但在实际上,科举的剥削依然存在，不过全由国家垄断而已。到8世纪中叶，几乎有80%左右的农户都变成了等外户。破产农民大批逃亡。有的投身山野,打击富户,因而被诬为盗贼。多数则因逃避赋役，在富人贵族招诱下沦为“寄口”，或流入贵族的私有地,沦为依附农民。

贵族不纳租的私有土地却发展起来。这类私有地的来源除功田、赐田、神田、寺田等以外，还有农民为逃避租役而“集进”的土地,更主要的是垦田。地方官吏豪族凭借财势,扩大不课租税的垦田或兼并农民的垦田。到8世纪末，贵族土地中已有庄园形成。庄园本义是乡间的田地或别墅。庄园主一般是住在京都的贵族,大寺院或地方豪族，他们派“庄官”管理庄园。有些土地所有者依附京都或地方有权势的庄园主，做他们的庄官。有的庄园主也依附更高、更有权力的贵族或寺院神社,即所谓“本家”,乞求保护,向他们交纳一部分收入。庄园中直接生产者庄民称为“作人”、“寄人”、“百姓”,主要来自破产的班田农民。他们佃种庄园土地,用实物或劳役的形式向庄园主提供剩余价值。只有类似富农的“田赌”,除自耕一部分土地外,还剥削别人,或完全成为中间地主。同一庄园里从本家到庄民中间存在着层层的剥削关系，最下层的庄民受着最残酷的剥削和奴役。

奈良时期的文化 日本在奈良时期大力吸收中国的文化。自630到894年间，派遣遣唐使达十九次，其中有十三次到达中国。随遣唐使来中国的留学生吉备真备、阿部仲麻吕等和最澄(767一822年)、空海(774-835年)、圆仁等,归国后都积极宣扬中国封建文化。这时还制定模仿唐朝的贵族教育制度。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有博士、助教,教授经学、律令、汉文学、书法、算法等。

佛教传入日本后迅速发展,压倒原有的神道教，成为服务于封建统治的国家宗教。中国流行的佛教各宗都传入日本，其中真言宗和天台宗最为流行。743年,奈良建东大寺,诸国各立僧尼二寺,称国分寺。东大寺和圣德太子建立的法隆寺等集中代表佛教美术的精华，建筑、雕刻、绘画及工艺都有发展。这些艺术不仅模仿中国和印度,也反映出中亚和波斯等地的影响。

从圣德太子以来，贵族一般都能写六朝风格的汉文和汉诗。最古的汉诗集《怀风藻》是当时贵族阶级文学作品的代表。用汉字作音符的“万叶假名”，也在这时出现。用万叶假名写作能更好地表达日本人民的思想感情,因而涌现出不少作家和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