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一到十五世纪的英国（3/7）

民反抗的材料。他们抗租、怠工,或大批逃亡;有时集合起来,破坏领主圈占村社土地的栅栏,进行暴力反抗。

经济发展对封建主不同阶层起了不同的影响。中小封建主日益失去在军事上的意义，开始变为经营农业的地主。他们的领地与市场发生较多的联系,向农民征收的地租已经折算为货币地租，有的开始剥削雇佣劳动。这个阶层关心国内市场扩大,关心国家有巩固的王权;同时也反对加重赋税和官吏骚扰。他们在经济、政治利益上，和市民以及自由农民的上层渐趋一致。和中小封建主阶层相反,大封建诸侯则坚持劳役制的剥削方式,顽固地保持封建特权，反对王权强化。大封建主和高级教士阶层共同组成封建贵族的寡头集团。

13世纪英国的大城市已经取得自治权。许多城市的管理权操在大商人和高利贷者的手中，压制小商贩和手工业者。因此城市充满行会反对商人贵族的斗争。城市和国王的关系也常因王权干与而遭到破坏。

大宪章 自诺曼征服以来,英国国家和国王权力的增长,对巩固封建统治秩序和等级关系起了积极作用。在发展中的王权，并没有逾越这种秩序所许可的界限。王权为封建国家的主要目的服务,即迫使农奴佃民安分守己,接受封建统治。许多社会上层之所以支持王权,其原因在此。虽有封建诸侯时起背叛,但终未能压倒王室。到了12至13世纪,经济上的变化已经造成大多数农民的不满。当无地王约翰统治时期(1199一1216年)，阶级关系正在趋向紧张。当时剥削阶级对于王权的要求，是继续巩固封建的权利义务关系,保持既成的秩序。然而约翰的横暴统治,却践踏一切习惯和成例，破坏现存权利义务的准则。他以封建秩序所不许可的方式,增加额外的税捐，没收附庸的土地,干涉封建法庭的权利,使各既得利益的社会阶层受到威胁。于是国王就和一向支持王权的力量脱离,陷于孤立。约翰对法国的战争也一再失利,大陆上的领地多半丧失。对坎特伯雷大主教选举的干涉，召致教皇英诺森三世下令革除他的教籍,停止在英国举行宗教仪式。约翰无所依,不得不向教皇屈服，不仅自认为附庸，而且按年向教廷纳贡一千镑。这些屈辱和失败，更加损害国王的威信。反对王权过于强大的责族诸侯乘机而动,联合对国王不满的教士、骑士和城市市民，开始反国王的斗争。约翰在武装反叛的胁迫之下,终于1215年6月接受诸侯的要求，在诸侯所拟订的大宪章上署印。大宪章的多数条文重申封建贵族和教士的权利。国王承认教会选举自由，保障贵族和骑士的封土继承权,不得违例征收采邑继承税和其他补助金;还同意自由人享有同等审判权,对任何自由人,非依同等者的合法判决和国王的法律，不得任意逮捕、监禁、没收财产或放逐出境。大宪章还规定国王非经贵族和骑士组成的王国“大会议”同意，不得向封建主征收额外的税金。有少数条文是有关城市和市民的,如承认伦敦等城市所已享有的自由,尊重旧例，统一度量衡，保护市民的商业自由等等。

资产阶级史学家中,往往有人把大宪章说成是“英国自由的奠基石”,是英国第一部“宪法”,好象早在13世纪，英国就已树立近代国家的“法治”，保障了人民的“自由”。实际大宪章是一个封建性的政治文件，其主要内容是保障封建主的权利。对于占人口给大多数的农奴，它未给予任何保障。第三十九条所规定的保障人身自由,是对自由人而言,与当时还处于农奴地位的广大人民无关。但是应当指出，大宪章仍然有它的积极历史意义。它保障城市市民的若干权利，初次把市民阶层作为一种必须考虑的政治力量。它也给予自由农民以某些“法律保障”,日后农奴摆脱人身依附关系的人数增多,这种保障就具有较广泛的意义。大宪章的整个精神是限制王权，置王权于封建法律的约束之下。到了17世纪，革命的资产阶级对它的内容给予新的、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解释，就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用它作为建立资产阶级法治的依据。

国会的形成及其发展约翰王不久就否认大宪章，君臣之间的内战一直打到他死后才停止。继位的亨利三世(1216-1272年)依靠教皇和王后的法籍姻亲,继续和诸侯对抗。1258年,亨利因为干预意大利战争，要求诸侯缴纳三分之一的收入作为战争经费。这一额外的需索激起1215年事件的重演。诸侯武装冲入王宫,逼迫亨利驱逐外臣,实行改革。亨利无奈,于这年6月在牛津召开贵族大会，制订“牛津条例”,把国家权力交给诸侯所操纵的十五人会议。国王非经会议同意,不得作任何决定。但是诸侯的寡头统治不能满足骑士领主和城市市民的要求,贵族阵营内部分裂。主张改革的一派以西门·德·孟福尔为首，与骑士领主和城市市民结合;顽固的一派转而支持国王。1263年，内战爆发。西门一派获胜,俘虏亨利三世和王子爱德华。西门成了英国的统治者,于1265年召集大会。在亨利三世统治时期,僧俗贵族出席的大会已渐有议会之名。西门因受地方骑士领主和城市的支持，在召集这次大会时开了创例。他除循例召集诸侯贵族和主教外，还正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