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十一到十五世纪的英国（5/7）

层的民族意识。其所译圣经,对于促进英国民族文学的形成,起了和诗人乔叟(约1340-1400年)所作《坎特伯雷故事集》相类似的作用。威克里夫的改革运动在反对教廷征捐和否认教士特殊地位等问题上，符合当时下层人民的迫切要求。改革运动在人民和下层贫苦教士中开展起来，并且有了新的意义和内容。下层教士在传教中到处攻击教会,攻击封建主和官吏。这种反抗思想的传布,在人民群众中产生广泛的影响。主张激烈改革的下层教士称作“罗拉德派”，最重要的人物是约翰·保尔。保尔不但主张废除教会什一税，剥夺教会财产，而且激烈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要求社会平等。他说:“现在英国的光景很坏,将来也好不了,除非一切都变成公共的,没有什么农奴，也没有什么贵族”;又说,“在亚当种田、夏娃织布的时候，谁是贵人?”保尔的传教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教会对他极端仇视，几次把他逮捕下狱。但他在狱中仍然传布改革的主张，并不断发出起义的号召。约翰·保尔的主张为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作了思想准备。瓦特·泰勒起义14世纪后期，英国农民的景况越发困苦。1369年，英法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军事上的失败引起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农民起义的直接导火线是人头税的开征。

1377年,英王理查二世(1377-1399年)即位。为了继续进行对法战争,国会通过几十四岁以上的男女,不论贫富，都须缴纳人头税。最初税额每人四便士,到1380年第三次开征时，已提高到三倍。人头税的负担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税吏营私舞弊，大肆勒索。农民普遍愤怒,酝酿已久的起义爆发了。

1381年5月，埃塞克斯和肯特两郡的农民抗缴人头税，驱逐并杀死税吏。斗争很快扩展到邻近各郡，到6月间全国四十个郡中约有二十五个郡都发生了起义。农民组织武装，捣毁庄园和寺院，夺取粮食、牲畜和财物，焚毁登记各种义务的文契。肯特郡的农民从监狱里救出约翰·保尔，拥为起义领袖之一。起义的主要领袖是农村泥瓦匠瓦特·泰勒，因此这次起义一般称为瓦特·泰勒起义。

肯特郡农民在6月10日占领坎特伯雷之后，开始向伦敦进军。东塞克斯的农民也从东北方进抵伦敦。伦敦的贫民于6月13日给他们打开了城门。城内一部分不满现状的商人，也想利用农民起义，夺取城市管理权。因此农民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占领了他敦。起义者在伦敦焚毁法院档案,打开监狱,释放因违反劳工法案而被囚禁的农民和雇工。他们焚烧贵族的邸宅，杀死为人民所痛恨的大臣和法官。理查二世避居到伦敦塔，被包围起来。农民要求他出来谈判。

农民同国王的第一次谈判在迈尔恩德举行。农民要求废除福役和农奴制度,规定每亩征收地租四便士，在国内确立贸易自由,并对起义者不予追究。这些条件反映富裕农民的要求。国王佯为应允,立刻发给农民批准文书。一部分农民轻信国王的诺言,当晚回乡。但贫苦农民感到不满,坚持和起义领袖留在伦敦,要求第二次谈判。伦敦的贫民也起来响应，捣毁商店，杀死富商和高利贷者。城内富豪急忙调集武力,对付起义。

第二次谈判在斯密茨菲尔德举行。农民提出没收教会和寺院土地,分给农民，废除一切领主特权和农奴制度，收回领主所圈占的公用附属地，废除劳工法案等。这些条件反映了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时伦敦的城市上层和封建主已经作好军事准备。瓦特·泰勒在谈判时被伦敦市长背信刺死。失掉自己领袖的农民，竟再次受骗，在得到各种空头诺言后离开伦敦。接着骑士队伍便从各方赶来，追踪农民，进行残暴的镇压。各地起义农民遭到屠杀,约翰·保尔在酷刑下牺牲。

瓦特·泰勒起义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分散在各郡的农民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未能同时向伦敦进军。占领伦敦的农民因为贫农和富农的利益不一，行动不能协调。他们误认国王会庇护起义的农民，一再轻信欺骗性的诺言。他们也没有可靠和得力的同盟。城市上层最初企图利用起义，后来却帮助国王进行镇压。城市贫民则力量不够，不可能把起义引向胜利。但起义的敌人却有着长久的统治经验,始则欺骗,继而聚集力量，最后乘农民撤退无首时横施屠戮，镇压了起义。因此瓦特·泰勒起义虽然比法国扎克雷起义较有组织，也较有明确的斗争目标，但是结果同样遭到了失败。

1381年的起义尽管失败了，但农民的反抗并未中止。长期束缚农民的劳役制逐渐废弛，农奴在不断斗争中改变了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关系。14世纪末，劳役制基本废除，多数农民已经通过折算赎取了自由。马克思指出:“在英格兰,农奴制事实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消灭了。当时,尤其是15世纪，英国人口的惊人的多数,是自由的自耕农民，尽管这些自耕农民的所有权，还由封建的招牌隐蔽着。

15 世纪社会经济的发展15世纪的英国自耕农民可以分为两类，即“自由租地农”和“公簿持有农”。两类农民都有固定的份地。公簿持有农人数最多,以领主法庭文件作为领有份地的根据。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