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期的法国（4/5）

家奥利菲尔·德·塞尔根据亨利的命令，写成《农学》一书,传布农业知识。财政大臣苏利也积极鼓励农业生产。他说:“农业和畜牧是供养法国的双乳,是真正的矿山和秘鲁的宝藏。”亨利及其臣属的这些措施,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的恢复。

亨利四世采取的经济政策受到资产阶级的拥护。最初拒绝承认新王的巴黎市民,后来转变为支持。国王的地位逐渐巩固起来。不服从王权的贵族受到严厉的惩处，战争期间的无政府状态结束了。亨利四世又整顿司法机构,阻止教皇干涉法国教会，在短时期内重新巩固了王权。

亨利四世保持对西班牙反法政策的警惕。宗教战争时期，法国遭到西班牙的军事干涉。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仍企图利用法国的天主教徒颠覆亨利的统治。亨利四世和欧洲的新教国家英国、荷兰以及德国境内的新教诸侯，结成反哈布斯堡联盟。他认为和西班牙的战争是难于避免的，因之筹款练兵,准备一战。正在这时，一个不满的天主教徒于1610年把他刺死了。

黎世留执政亨利四世死后,法国封建贵族又掀起新的内讧。路易十三(1610-1643年)年幼,母后美第奇家族的玛丽摄政,天主教和胡格诺的贵族乘机向王权进攻。1614年，贵族坚持召开三级会议，企图利用这次会议作为反对王权的工具。但贵族的计划并未得逞,因为城市代表支持了王室。三级会议不久解散。

1624-1642年,枢机主教黎世留任路易十三的首相。在这十八年间,黎世留实际上是大权独揽的统治者。他出身地方贵族,任首相后，致力于专制王权的强化。他说,“我的第一个目的是国王的威严,第二个目的是国家的伟大。”黎世留虽身为教士,但把国家利益置于教会利益之上。他强迫教会交纳大量捐税，严惩耶稣会的反抗者。

黎世留与大贵族敌对势力进行不懈的斗争。他从穿袍贵族中选拔官吏,设立非常法庭,惩治叛乱的贵族。在他执政期间，被处死的大贵族公爵二人、伯爵四人、其余四十一人。以母后玛丽为首的大贵族,则避居国外。他迫使一切贵族必须遵守王国的法律,为国王效忠。封建主的堡垒,除国防需要外,都被迫拆除。宗教战争后,胡格诺贵族仍然拥有军队和堡垒，与王权对抗,形成所谓“国中之国”。1625年，胡格诺贵族在拉罗舍尔集会,以洛昂公爵和苏比斯亲王兄弟二人为首领，举兵叛乱，联络英国反抗政府。1627年,黎世留亲自指挥军队围攻拉罗舍尔城。次年城中绝粮投降。1629年,国王颁布“恩典敕令”,允许胡格诺派信仰自由，但剥夺了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特权。在黎世留执政时期,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都由各部大臣掌握，有贵族参加的国务会议则形同虚设。为了消灭各省的封建分裂倾向,黎世留虽没有废除经常为地方贵族所把持的省长,但另设拥有行政、司法和财政大权的总督。总督是中央政权在地方上的代理人，由国王任免，必须经常向国王报告施政情况，并从国王接受指示。总督的权力日增,省长的权力日减,这就大大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黎世留实行重商主义的经济政策,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增殖财富,借以巩固专制制度。从17世纪20年代起,法国商人和手工工场主加强对殖民地的贸易和殖民掠夺。黎世留政府保护新成立的贸易公司,鼓励航海和殖民。法国人移入加拿大的日渐增多,并且占领西印度群岛中的一部分小岛。在非洲方面，法国开始侵占塞内加尔和马达加斯加。

黎世留的对外政策以打击哈布斯堡的势力为目标。他集中力量纠集一个反哈布斯堡王朝的联盟，策划反哈布斯堡的战争。对于三十年战争,法国初则策动其他国家参加,继则直接卷入。黎世留的政策使法国在意大利、尼德兰、德国和瑞典树立势力，成为以后路易十四欧洲霸权的基础。

17 世纪前期的人民起义黎世留对内加强王权，对外扩大法国势力，是建立在对人民群众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庞大的官僚机构,约十五万人的常备军和多年的内外战争,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因而加重了人民的赋税负担。以人头税为例,1610年为一千一百五十万里佛尔,到1643年则增为四千四百万里佛尔。包税制度成为无限制掠夺人民的手段。

在黎世留统治期间,曾发生大规模的人民运动。1624年,克尔西省的起义农民包围卡奥尔城，要求降低赋税。1635年，在波尔多和佩里格城都发生平民起义，同时有农民参加。1636年,在西部和南部广大地区内又爆发了克洛堪起义。黎世留最初与起义者的代表谈判。农民控诉收税吏和包税人的贪暴，要求废除多种间接税。政府的让步不能满足农民的要求,起义扩大。1637年春,起义农民得到城市下层群众的支持,占领西南部许多城市,佩里格城成为起义的主要中心。这年秋季，起义被政府军镇压。1639年，在诺曼底又发生了“赤足汉”起义。这次起义是由于增收新税而引起的。城市平民和农民组织纪律严明的军队,以赤足约翰为首,共同反对专制政府的横征暴敛和地方当局的胡作非为。起义群众在诺曼底各地焚毁税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