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章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期的俄国、波兰和瑞典（5/6）

第二节；波个兰

16世纪的社会经济概况16世纪的波兰是东欧的大国。原有领土包括大波兰、马佐维亚和小波兰。1569年与立陶宛合并后，版图更加扩大。乌克兰的加利支、白俄罗斯和立夫兰(即立窝尼亚)的部分土地,皆为波兰所占有;库尔兰和普鲁士则列为藩属。但是波兰在经济方面却很落后。农业以农奴劳动为基础，工商业不发达。自14世纪以来,小贵族就有权干预市场,规定物价,对波兰工商业的发展十分不利。根据1496年彼得罗科夫条例,小贵族又获得免税输出农产品和输入外国商品的权利。1565年，国会禁止波兰商人经营对外贸易，工业品不准输出国外。外部因素也不利于波兰工商业的发展。土耳其在东南欧的扩张和东西方贸易的改道，都影响波兰的国际贸易。只有克拉科夫等少数大城中，出现商人开设的手工工场。格但斯克是波罗的海沿岸最大的商港,向英国、尼德兰、法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输出粮食、松脂、木材、亚麻等，由国外运人呢绒、布匹、金属品和供贵族享用的奢侈品。

由于西欧各国对农产品需要的增加以及价格革命的影响，粮食价格不断上升。波兰小贵族为榨取剩余产品,出售牟利,不断扩大领地,加强农奴制度。农民份地被剥夺了四分之三，其传统权利常遭破坏。农村中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迅速增多，赋役负担也不断加重。农奴劳役每周约合四天，到16世纪末，每周六天成为常见的现象。

农奴制度是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强化起来的。1496年，彼得罗科夫条例取消追捕逃亡农奴的期限。16世纪初，历次法令都重申农民在没有得到领主许可时不准离开农村。1532和1543年的法令,规定只有领主才能释放农奴,逃亡农奴追回后连同其家属和全部财产都一起交还原主。1573年，贵族在华沙召开国会，宣布领主有权向农奴征收任何数量的地租,处理农奴的司法案件,决定农奴的宗教信仰。领主如杀死农奴，只须付少数偿金;贵族在实际上对农奴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关于波兰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压迫,连统治阶级人物也不否认。富廷牧师彼得·斯卡尔加曾经说:“我不知道在基督教世界中，还有哪一个国家象我国这样虐待农民的。”

政治制度波兰在16世纪虽然已经形成等级君主制,但和西欧国家不同。波兰的等级君主制实际上是对国王权力加以各种限制的贵族代议制。国王由国会选举,每经一次王位选举,大小贵族的势力就扩大一次。国王的权力微不足道,没有常备军,没有固定的税收，没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国王必须每二年召集一次国会，开会后六个星期内不得解散。国家的经常行政由十六个元老组成的御前会议商讨决定。国王没有任命官吏的全权，官吏出缺，由贵族推出候补三人，择一任命。国王不得逮捕贵族或没收他们的财产。

贵族代议机构国会和地方议会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中拥有很大的权力。国会分上下两院,上院代表大贵族,由高级教士和文武显贵组成。下院代表小贵族，由各地区的地方议会选派。国会有权选举国王，决定宣战、媾和和军政、财政等重大问题。波兰的国会和英、法不同，它只是贵族的代议机构，几乎没有城市代表参加。1652年，国会实行“自由否决权”制,即国会的决议必须一致通过，任何一个贵族都可在国会中单独行使否决权。这种制度常常使中央政权陷于瘫痪状态。

封建统治阶级各集团争夺政权的斗争，表现为部分贵族与天主教会间的冲突。从16世纪20年代起，波兰开始了宗教改革运动。宗教改革主要由改信卡尔文派的封建主发动，他们企图没收天主教会的土地，借以加强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新教在农民中传播不广,农民的宗教信仰完全受天主教会的控制。在城市中，特别是波麦拉尼亚的一些城市中,有一部分市民改奉路德派。1525年,格但斯克的城市平民在宗教改革的口号下，举行起义，但被国王残酷镇压。国王想借天主教的支持，反对贵族统治,于1564年允许耶稣会士进入波兰，扩大天主教的反动势力。当波兰与立陶宛合并，并侵入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时,波兰地主利用天主教压迫信奉希腊正教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居民。许多新教贵族至此又重信天主教。

1569 年波兰与立陶宛的合并16世纪后期,波兰封建主向东扩张领土。西吉斯孟德二世(1548-1572年)对俄罗斯进行立窝尼亚战争，于1561年合并立夫兰。1569年,波兰封建主在卢布林召开的国会上强迫立陶宛接受新的联盟条约,这就是所谓“卢布林合并”。从此波兰和立陶宛组成联合国家，共同成立一个国会，共戴一个由国会选出的国王,对外政策一致,对内则仍保持自治权。波兰和立陶宛各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军队和法庭。两国封建主企图利用这一联合掠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各族人民,打击俄罗斯。

远在合并条约签订之前，波兰封建主就把立陶宛占有的乌克兰土地并入波兰王国。卢布林合并后，波兰贵族把乌克兰变为属地,强迫乌克兰人民放弃希腊正教，改宗天主教。

此后，波兰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