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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一)(2/2)
幼儿园是附近一家大型服装厂——星星服装贸易公司开办的,在里面上学的孩子都是职工家的。
星星公司是林非来广州打工的第一家工厂,也是呆得最久的一家——足足有三年。这里的流水线昼夜不息,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因此,这家幼儿园的周末也依然开放。
此时正是上课的时候,教学楼里传来咿咿呀呀唱儿歌的声音。透过铁栅栏,林非看到楼前的游乐场里,有一个小小的身影正乐此不疲地玩着滑梯。
翘课的小孩儿玩腻了滑梯,终於注意到门外一直有人看着他。他原地朝林非的方向看过来,林非举着手里的棒棒糖,朝他招招手。
小孩儿迈着小短腿跑来。他的前襟别着一条印着小老虎的手帕。跑起来的时候,胸前的手帕飘起来,盖住了他的下半张脸,只露出一双圆溜溜黑漆漆的大眼珠子。
小孩儿不认生,仰头看着林非手里的棒棒糖问:“仙人姐姐,你是哪裹哎?”
他说话带着川音,配上软软糯糯的声音,令人忍俊不禁。林非晃了晃手里的糖,反问:“你又是哪裹?”
小孩儿挠挠头,似乎想起了家里的告诫,晃着脑袋说:“妈妈说过,不要随便和广广(陌生人)讲话。”
林非笑眯眯地说:“我认识你妈妈。你妈妈叫杨红,在星星服装公司上班,对不对?”
小孩儿瞪大眼睛,两只小手紧紧扒着栏杆,眼睛亮得发光:“是不是妈妈让你来接我回家?”说着说着,他的眼睛浮上了委屈的雾气:“这里人说的话好怪,我听不懂。他们笑话我是乡卡卡(乡下人)。仙人姐姐,你快带我回家。”
林非刮了刮他的小肉鼻头,把棒棒糖递给他,说:“你妈妈让我给你带句话。她今天要加班,放学之后,你乖乖在幼儿园里等她,不要乱跑,也不要跟陌生人走,知道了吗?”
小孩儿毫无戒心,直接剥掉塑料纸,将棒棒糖塞进嘴里。见林非没有带他走的意思,失望地吐了吐舌头,转身一个人跑回游乐场,继续独自玩着滑梯。
林非走进幼儿园门口对面的一家冷饮店,点了一杯凉茶,坐在店门口,确保那小孩儿的身影一直在她的视线内。
在星星打工的三年里,杨红留给她的印象最深刻。
杨红大她十岁,比她早三年来广州谋生。林非入厂试工时,杨红已经是她的小组长,管理着包括她在内的十几号女工。
女工们大都不喜欢杨红,因为杨红对她们的管理极为严格,严格到变态。连头发没洗干净都要被她批评,说是会将头皮屑落在进口面料的西装上。
杨红是四川人。女工们背后叫她华南母夜叉。偶尔有老职工为她说话,说她也是可怜人。原本是个开朗爽快的女人,若不是娃娃被拐走了,性格也不至於这么极端。其他人群起而攻之:“娃娃被拐了,自己不去找,天天为难我们做什么,又不是我们拐的?”
刚入厂的林非还处於心灰意冷的状态,对女工之间的口舌是非,都避而远之。每日放工之后,她独自去厂房附近的小树林里散步,反刍着内心的焦虑和苦楚。
有一日散步时,她听见有人小声地磕磕巴巴地念着英语单词。悄悄走近一看,原来是杨红。她靠着一棵木棉树,一手举着手电,一手拿着一本少儿英语书。她念着念着,忽然哭了出来。哭声被压得细细的,断断续续地从她双手紧捂的唇间溢出。
很快哭声就止了。
杨红用袖子擦掉眼泪,把英语书藏在怀里,整理好表情,像一个奔赴战场的女战士一样,昂首挺胸走出了小树林。
第二天林非去散步时,带上了一本英语入门教材。
通过英语,林非与杨红逐渐相熟。虽然杨红不是一个好相处的人,但为人正派,是林非在广州唯一信任的人。后来,杨红考过托福,辞职离开工厂,远赴美国读书创业。从此,两人失去了联系。
短短两年的相处中,杨红从未提过她的儿子。若不是那些八卦多嘴的女工,林非也不会知道她儿子被拐的时间,正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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