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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王安石其人(2/3)
王安石二十六岁时就出任了鄞县知县,刚走马上任的他,并不熟悉鄞县的地形。于是,他俯下身子向当地老农请教,跋山涉水,披荆斩棘,十几天就行程数百里,实地勘察当地民情和地理,并沿路劝导农民拔除葑草,疏浚湖泥,砌筑堤堰,措置碶闸,还因此成了公认的水利专家。
青黄不接时,他顶着压力将官库中的储粮低息贷给农户,解决了当地百姓的饥荒与困苦(注意了,这种成功案例给了王安石推行新法的底气,也是新法推行的滥觞与渊薮)。
王安石一生严格自律,志行高洁,他坚持“非吾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在品行操守上极为讲究。难怪黄庭坚在《跋王荆公禅简》中,称他为“一世之伟人”。
在对待学问研究(特别是炼字)上,据说“春风又绿江南岸”的“绿”字,王安石也是改了十几次才确定下来。当初他先用“到”,又改作“过”,再改作“入”,“满”等都不合意,修改了多次后,最后选定了“绿”字。
尽管他把北宋政坛上闹得是天翻地覆,但其家里却是一派祥和:他只有一个发妻,从未纳妾,在一夫多妻的古代社会里,这种情况似乎有点另类。
至于苏轼与王安石的关系,其实也是较为复杂的,简单说来,可以说是亦敌亦友。
说到苏轼的政敌,最难说清的莫过于王安石了,然而事实上又绝对无法回避王安石,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轼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苏洵和弟弟苏辙,以及他所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
当然,更重要的是苏轼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的领袖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也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佑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欧阳修曾就试图将王安石介绍给苏洵,而王安石也乐意结识苏家父子,但是苏老泉却拒而不纳。
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时,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有个性)。
其实,苏轼起初对其父写《辨奸论》是不以为然的,认为有些话说得太过分。苏轼对王安石的文才还是非常赞赏的,曾称道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甚至认为该书是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但是苏轼对王安石喜好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
熙宁二年(1069),苏轼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轼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
同年,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轼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轼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
王安石回答说苏轼是“邪险之人”,还说治平三年(1066)苏轼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还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轼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轼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清洗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从不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
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轼,直言“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乌台诗案,这是苏轼一生的拐点,由于苏轼得罪了朝廷中的另一个敌对人物,而被锒铛入狱,很多熟悉的好友都躲避着他,更不用说去救他了。而此刻,与他曾经在朝堂上争论的王安石,虽然已经是没有权势了,竟然赶赴京城,前往相救。
同样,苏轼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次荆公韵四绝》),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王安石去世后,作为中书舍人的苏轼,还为其撰写了《王安石赠太傅》的“制词”,足见二人关系的不一般。
王安石变法虽然最终以失败告终了,但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是不容诋毁的,俨然配得上“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有人认为王安石的文学方面不如苏轼,那么王安石为何能成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呢?
关于“唐宋八大家”阵容的组成,元末明初的朱右(字伯贤,自号邹阳之,临海章安人)首先选了韩愈、柳宗元等八位唐宋两代文学家的文章,其中欧阳修、苏洵父子三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
其他六位文学大咖对散文的贡献是巨大的,被排在第一梯队无可厚非。王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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