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2/3）

儒学世家，家世显赫，祖上世代为学者。祖父曾致尧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亲曾易占为太常博士。

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十二岁时，曾尝试写作《六论》，提笔立成，文辞很有气魄。到了二十岁，名声已传播到四方。

由于好友欧阳修的举荐，四十一岁的曾巩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先后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九年后，曾同志任职《宋英宗实录》检讨。

曾巩年轻时随父赴京，以文相识王安石，结成挚友。

自从登了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曾巩二十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此后，他不但认识了欧阳修，结交了王安石，而且已经同杜衍、范仲淹等都有书信来往，投献文章，议论时政，陈述为人处世的态度，自此名闻天下。

虽然曾巩与王安石有着这样一层关系，但当神宗向他询问安石之为人时，曾巩仍然据实告以“勇于有为，吝于改过”。在这里，我们知道老曾说的都是实话，而不是朋比欺君。

吕公着，字晦叔，寿州(今安徽省寿县)人 。北宋中期官员、学者，太尉吕夷简第三子。此人的家世与曾巩有得一拼。

父亲吕夷简主政时，吕公着从故乡寿州来京应试，他穿戴破旧，谦让如同寒门子弟一样（太会装逼了），见到他的人虽然喜欢他的仪容举止，却也并未感到惊奇。等到他离开后，经询问得知是吕公着，才惊讶感叹。这一段子，使得小吕自小就有了“不仗父势”的美名，至少比当今兜售“我爸是**”之类坑爹的熊孩子要强。

吕公着从小好学，以至废寝忘食。父亲吕夷简对他器重惊异，忍不住说，今后这小子必定为王公辅臣。在宋代学术史上，吕公着开启了吕学端绪，吕公着一门登录在《宋元学案》上者有十七人。

吕公着与司马光同属旧党，司马光在当政后，“尽废新法”。在科举上要求经义参用古今诸儒之说，不得专以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取士，也不得出题涉及佛老内容，不得以申、韩和佛学为学，恢复贤良方正科。

恰逢王安石正颁行青苗法，吕公着极言道，自古以来有作为的君主，没有失去人心却能图治，也没有能胁之以威、胜之以辩却能得人心的。过去所谓的那些贤能之人，现在都认为青苗法是不对的，但发出议论的人把这一切诋毁为流俗浮论，难道过去都是贤能而现在都是不肖吗？

王安石对他的话感到愤慨，神宗让他荐举吕惠卿为御史，吕公着说，吕惠卿固然有才能，但奸邪不可以任用。神宗把这话告诉王安石，王安石更加愤慨，诬陷吕公着恶语中伤，神宗于熙宁三年（1070）四月初八贬吕公着为颍州知州。

吕公着大致也算得上是一个正面的人物形象，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曾巩对他却并不感冒。老吕知道神宗皇帝素来不喜欢曾巩的文章，就在神宗求其对曾巩的评价时，老吕就说，曾巩此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意思是说在神宗眼里他那弃如敝履的文章还不算太垃圾，那他的为人处世与为官行政都是连“臭狗屎”都不如的。

这种评论传到了世人耳中后，人们都感到不恭和不公。

假如曾巩的确是这样的人，那么当时的同朝臣工好多都比曾巩要在上，何以古往今来的史家为贤人立的传那么多，怎么行义、政事、文章都不及曾巩的人大有人在呢？

人们都说，曾巩的政绩及声誉卓然可见，历史上已成公论。

可吕公着还是这么损地去恶意贬低他，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小吕的行径与当年父亲吕夷简驱逐范仲淹和孔道辅的恶行如出一辙。

然而，老吕当年虽然“恣行奸利”，还尚且不会讳莫如深。而小吕则是“深中多数，不可测识”，把曾巩与其弟弟曾布相提并论，一同打倒。世人皆知曾巩忠义而曾布是个小人，难道小吕就不知道吗？为什么要去违背良心、贻害国家呢？

我国历史上的变法，诸如商鞅变法、范仲淹变法、张居正变法等等，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会触及到封建地主、贵族及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从而引起他们极力的反对。

因此，中国的历次变法不可避免的就都会伴随着“新旧党争”。

熙宁年间，以司马光、韩维、文彦博、欧阳修、富弼、韩琦、范缜、苏轼等为首的旧党，他们就是在极力反对王安石推行他所制定的新政。当然，他们的反对，并不是反对王安石进行改革的初心，而是反对王安石在推行新政时的那些内容。

简单的说，王安石变法的“新旧党争”，不是要不要改革的争论，而是要怎样改革的争论。

比如苏轼，他就明确反对“均输法”的推行，他认为其不但不会让国家和百姓得到任何的实惠，反而会滋生出更为严重的腐败，从而加重国家的财政负担。

韩琦则是明确反对“青苗法”的推行，他认为此举不但救济不了青黄不接的百姓，反而是会加重百姓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