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章 曾巩与吕公着：反对新法的皆是“好人”（3/3）

上的负担，直至让百姓们家破人亡。

事实上，王安石虽是清正廉洁，但他因情商实在是太低，为了将变法严格的执行下去，只要是赞成变法的官员，他就不问出处、照单全收，直接委以重任。因此，导致大批奸佞小人利用王安石的变法走向高层，执掌变法大权，如后来的奸相蔡确、蔡京等人，他们皆是靠着依附王安石，从而掌控了实权。

当这些小人掌控大权后，他们虽然也是不折不扣地在执行王安石的变法主张，但常常会在施行新法的过程中，暗行剥削百姓之事。

比如在实施青苗法时，本来的利率是在二三分，但是这些官员在实施的过程中，却是在暗地里加收了好几倍的利率，致使百姓们不堪重负、怨声载道。王安石在变法时重用的皆是这些小人，欧阳修、苏轼等正义之士又岂能不反对呢？

我们不妨开个玩笑，凡是因反对新法被贬的官员，都是正直忠义的“好人”。凡是讨厌王安石的官员，都是苏轼的朋友。同理，凡是因反对新法、讨厌王安石而遭贬的官员离京外任，走之前苏轼都是要作诗相送的。

然而，苏轼的此次失误，仍是源自这次送小吕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的赠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