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杭州通判的赈济之行（2/3）

寄仍有诗次韵答之》）这样的感叹！

他还认为，李秀才的画能够“尽物之变，秀润简远，不能为人特作，为世间所绝少。”

就在苏轼对李秀才的画作赞叹有加之时，转运司下达了指示，要求苏轼带队前往常、润、苏、秀等州县赈济饥民，钱塘县令周邠与柳子玉作为随行。

一行人雪后到达临平，苏轼同柳子玉一起在一僧舍里拜访了知州陈襄的朋友陈烈，傍晚到了秀水县西北十五里的永乐乡本觉寺。

在本觉寺苏轼一行又看望慰问了乡僧文及，其时文及正在病中，于公于私，看望体恤一下文及这样的弱势群体，也是苏轼此行的正式内容。

在秀州（今嘉兴与松江一带），钱顗（音易）（字安道）给苏轼送来了建茶。

钱安道这个人，也是因为攻击过王安石而被贬谪的官员，也许是物以类聚的缘故，苏轼与他相见后，格外觉得有说不完的话。而老钱送给苏轼的建茶，也必定是经过精挑细选的用心之物。

建茶因产于福建建溪流域而得名，此茶以宋代建州建安县（今建瓯）的北苑凤凰山一带为主体的产茶区，其代表的北苑贡茶闻名于世，是中国御贡史最长的茶。

可以说，建瓯茶事，在漫长的茶史上，留下了令人惊奇的熠熠光芒。

归结起来，建茶有以下“六绝”：一是建溪官茶天下绝；二是建安斗茶天下绝；三是建盏茶具天下绝；四是凤山茶神天下绝；五是建瓯茶业天下绝；六是北苑茶文天下绝。

喝了老钱的建茶，然后就少不了与钱安道唱和两首

。我们发现，一旦苏轼遇到情投意合之人，在作诗时就不免把持不住，常常将自己的内心知无不言、倾囊而出。

这一次与钱安道的和诗也不例外，“草茶无赖空有名，高者妖邪次顽懭。”，“收藏爱惜待佳客，不敢包裹钻权幸。”（《和钱安道寄惠建茶》）等句被指为借此讥讽当世变法集团中某些所谓的“小人”。

在接待苏轼一行的筵席上，“如今且作华阳服，醉唱侬家七返丹。”（《钱安道席上令歌者道服》），老钱令歌姬们身穿道服，为苏轼醉唱《七返丹》来助兴。

“七返丹”是传说中的一种丹药，有增功保健的功效。

传说“七返丹”功参造化，练气之士，得此一粒，可抵二十年勤修之功，即普通人服之，亦可明目轻身，得享遐龄。

对于少年时期就从学于道士的苏轼来说，这种接待方式是在合适不过了，可见老钱人家也是在事先下足了一番功夫的。

到了苏州，在苏轼的主持之下，原籍成都府的通长老被请出来作为苏州报恩寺的主持。

这位通长老出身于成都府的仕宦之家，在西蜀原是名门望族。他早年就精研《诗经》、《三礼》，幼年就胸怀大志，有着高远之心。壮年时，本来仕途将成，却又抛弃了官职，从儒者变身为佛徒，但后来却从未抛下对儒学的研习。

让这样一位有着儒学基础的佛徒出任报恩寺的主持，在此地振响法铃，教化一方民众，实在是实至名归。

苏轼此行，本来是要赈济饥民的，但从当代鲁迅先生的作品里，我们知道了民众的心理饥渴也是要好好地赈济一下的。

在苏州，得知苏轼前来，知州王诲（字规父）便取出仁宗皇帝赐予其父的所作飞白书，想让苏轼做一篇记文。

这篇飞白书是庆历年间仁宗皇帝赐给王父王举正的两个飞白大字“端敏”，王知州想让苏轼写篇记文连带这两个大字刻成石碑流传后世的。

在苏轼看来，仁宗一朝上天下民融洽合一，天子臣僚欢畅舒心，仁宗本人更是敦厚质朴，恭谨有礼，被世人称为仁厚长者。同时代被仁宗擢拔的士大夫，成就都早已光辉四射了。

因此，带着对仁宗皇帝的深厚崇敬之情，苏轼为王诲写下了一篇记文。

苏轼的诗词堪称宋代的翘楚，但也有不喜欢他诗的人，方惟深便是其中的一位。

结束完秀州（今浙江嘉兴）的赈灾工作后，苏轼又来到了苏州。苏州名士众多，文采风流，其中有一个名叫方惟深的诗人尤为知名，苏轼特意前往拜访。

方惟深，字子通，本莆田人，后移居于苏州。他早年通经学，尤工于诗，举进士不第，与弟躬耕于陇亩，寄情于山水。

此人早年便通经学，尤工于诗，为乡贡第一，后举进士不第，即弃去，与弟躬耕于乡土。

方惟晚岁深隐于吴地，以其诗名行于世，其诗格调之高直追晚唐诸人。

方惟深是王安石的弟子，和他关系极佳，曾有诗云：

《谒荆公不遇》

春江渺渺抱樯流，烟草茸茸一片愁。

吹尽柳花人不见，春旗催日下城头。

全诗采用融情入境的手法，无一字直接描写访人不遇的怅惘之情，而通过春江、归帆、烟草、柳花、春旗、落日来渲染自己的情绪，深得唐人风致。

据说，王安石非常喜欢这首诗，亲自书写于案前，以至于被其门人误收入王安石的《临川集》。

或许是因为王安石的关系，也或者是两人气场不和，苏轼和方惟深的此次唔面并不愉快，方惟深很不喜欢苏轼的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