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1章 大清洗（4/5）

、多少名“托派分子”……这简直是荒唐至极！“敌人”的数量，居然可以像生产钢材、煤炭一样，事先定好指标，然后按指标去“完成任务”！

这种“配额式”的恐怖，直接导致了无数无辜者的灾难。地方上的nkvd官员和党政干部，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为了邀功请赏，往往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他们开始疯狂地搜罗所谓的“敌人”，如果实在找不到，那就只能扩大化，把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无限上纲上线，甚至直接刑讯逼供，屈打成招。

一时间，整个苏联社会陷入了极度的猜忌、恐惧和疯狂之中。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荡然无存。邻居可能会因为一点小摩擦而举报你“收听敌台”；同事可能会因为嫉妒你的职位而诬陷你“发表反动言论”；甚至在家庭内部，夫妻反目、父子相残的人间悲剧也时有发生。整个国家都笼罩在一种“白天喊口号，晚上写交代”的恐怖氛围之下。

被捕者往往不经过任何正式的、公正的审判（很多时候就是由nkvd的“三人小组”秘密决定），就被扣上各种骇人听闻的罪名，判处重刑。其中一部分人被直接枪决，而更多的人，则被塞进闷罐火车，押送到西伯利亚、远东和极北地区的那些人间地狱——古拉格劳改营，去充当无偿的苦役。

根据后来解密的苏联档案数据，仅在1937年至1938年这个大清洗的高峰期，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就高达约68万1千人！另有大约130万人被关进了劳改营或被流放。 而在整个1930年代的大清洗期间，因为各种原因（处决、死于劳改营、饥荒等）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据不同历史学家的估算，从数百万到上千万不等。这是一个多么惊人、多么惨痛的数字！

对于中下层党政干部的清洗，也同样触目惊心。到1938年，全国15个加盟共和国的党中央第一书记中，竟然有13人被枪决或逮捕后失踪！ 各个州、边疆区的党组织领导层也基本被“一锅端”，像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等地的书记们几乎是“全军覆没”。

这种“干部体系的极端不稳定性”，被当时的人们无奈地戏称为：“三个月前是县党委书记，三个月后当了部长，再过三个月就进了监狱。” 据说，在清洗的高峰期，苏联每年有超过30万名官员、企业职工被撤换或逮捕。这导致整个党政系统陷入极度的恐慌和瘫痪，人人不敢负责，不敢作为，只求明哲保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即便是普通的共产党员，也难逃厄运。据统计，从1936年到1939年，在当时大约300万苏联共产党员中，就有约80万人因为各种原因被“清除出党”或者直接被逮捕。原因五花八门：可能仅仅是因为你曾经与某个被打成“托派”或“季诺维也夫分子”的人有过组织关系；可能仅仅是因为你在某个会议上说了几句“不合时宜”的话，或者对某个政策表示了一点点怀疑；甚至可能仅仅是因为你的某个亲戚或朋友“出了问题”，你也会受到“株连”。

经过这场持续数年、如同“内部战争”一般残酷的“大扫除”，苏联社会在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之后，终于被恐怖所“征服”了。斯大林通过消灭所有现实的或臆想中的敌人，清除了党内任何可能存在的反对声音和不同派别，将整个国家机器牢牢地控制在了自己手中，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高度集权的个人独裁统治。

在一片血雨腥风和万马齐喑的恐怖氛围中，对斯大林个人的崇拜，却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近乎疯狂的顶峰。

官方的宣传机器马力全开，将斯大林描绘成无所不能、永远正确的“伟大舵手”、“各族人民的慈父”、“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和导师”、“最伟大的天才”、“当代列宁”……各种肉麻的颂扬之词雪片般飞来，简直要把他捧上神坛。

他的名字被用来命名城市（比如察里津改名斯大林格勒，顿涅茨克改名斯大林诺）、工厂、集体农庄、街道、山峰……他的雕像和肖像，遍布苏联的每一个角落，从机关学校到工厂农村，无处不在。他的着作（很多是别人代笔或者经过精心修改的）被奉为“经典”，要求人人学习，深刻领会。每一次会议，每一次集会，都必须以高呼“斯大林乌拉！”（斯大林万岁！）开始和结束。

这种铺天盖地的个人崇拜，一方面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凝聚人心、统一思想、维护社会“稳定”（高压下的稳定）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彻底压制了不同意见，使得整个国家的决策都系于斯大林一人之手，为日后可能出现的重大失误埋下了隐患。

而在那光鲜亮丽的“领袖崇拜”背后，是无数破碎的家庭，是数百万无辜的冤魂，是整个民族心灵深处难以愈合的创伤。斯大林用恐怖和残忍的手段建立起了他的“红色帝国”，也为这个国家未来的命运，投下了一道长长的、难以驱散的阴影。

大清洗的风暴，到1938年底、1939年初，总算是渐渐平息了下来（或者说，从大规模的公开镇压转向了更隐蔽的、常规化的控制）。斯大林环顾四周，那些曾经的“战友”和“对手”们，要么已经化为冢中枯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