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完结（2/2）

香港教授的五分之一。无论是大学还是小学教师的实际工资，都未能达到抗战前旧中国的十分之一。中国大约是世界上知识分子待遇最低的国家之一了。

“君子固穷”。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养成了对金钱、物质的贫穷加以忍耐的“性格”，那么，他们却有另一个难以忍耐的东西：面子。如今是讲职称的时代，中年知识分子有长期的工作经验和相当的成绩和贡献，却未必都能得到相应的职称。北师大的中年知识分子中，五六十年代毕业留校工作、至今仍是“老讲师”的还有一百八十人。是他们都不够高级职称的条件吗?不是。地理系的赵老师，在全国的地理学界都是有名望的，但她至今仍是个讲师；化学系的何老师，三十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他领导的实验室是北京市先进单位，他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北京市优秀支部，他下工厂搞出了科研成果，他的学术论文受到国外同行的重视，人家来信称他为“博士”，而他至今还是个讲师；外语系的杨老师，全国高考俄语试题组的组长，论文在国外获奖，备课成“癖”，业务水平有目共睹，但她至今也仍是个讲师……榜上无名不是因为他们无能，只是“僧多粥少”，职称有严格的百分比限制。我们是个酷爱百分比的国度，什么都讲百分比，划“右派”有百分比，揪“走资派”有百分比，搞计划生育有百分比，当然，评职称也有百分比。百分比科学吗?放之四海而皆准吗?百分比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又是怎样的关系?由于百分比所限，领导和职称评委非常为难，对许多人只好忍痛割爱，也怪他们不得。一位担任评委的老教授拿着名单，手在颤抖，那支笔迟迟疑疑不敢落下，不敢画那一个个决定人们命运的圈儿。“唉!叫我画谁，不画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