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没有钱万万不能（4/7）

当夏元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朱棣的表情时，朱棣突然开口说道：“郁尚书是不是曾经对部属说过‘夏某才器，老夫诚不及，诸君亦能右乎’？”

夏元吉满心狐疑消散，一腔忐忑俱安。随之而来的，则是一份异样的感动。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夏元吉并非燕王府的老人，之前与朱棣并没有什么接触，因此，他有理由担心自己会在新朝中得不到重用。刚才的那句话，至少说明朱棣对他很了解并且肯定了他的价值。

强压住心中的喜悦，夏元吉抿着嘴谦虚地说道：“那是郁大人谬赞了。”

朱棣一摆手道：“不必谦虚，朕也很看好你。”

然而说完这句话，朱棣却不再理会夏元吉，只是漫不经心地朝前走去。

朱棣一边走，一边想着郁新对大明宝钞保值所提出的建议。

兑换比例这种事哪能通过法律硬性规定？！

强制的结果，无非是促使铜钱与大明宝钞兑换的黑市诞生罢了。

永乐朝期间，永乐皇帝为了办他的那几件大事，大肆发行宝钞，结果弄得宝钞越发贬值。他的孙子朱瞻基登基时国家的经济形势非常不妙，为了防止国家经济崩溃，朱瞻基在当时已任户部尚书的夏元吉建议下，采取了一项措施：建设新辟一些商业税，所收全用纸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通货膨胀。

所以说，为了保证宝钞的流通和保值，在收税时收取纸币显然是一项有效的措施。

朱棣早就想对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税收政策进行改革了。从后世的眼光看，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极有特色”，这种税收制度针对一个大村庄或者说一个城邦国家可能合适，但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一个疆域多达千万平方公里的超级大国，朱元璋所制定的税收制度就实在太过僵化了。

与很多人想象中的情况不同，明朝农业税的税率其实低得可怜。

在明初以实物纳税的时候，平均算起来，农民所缴纳的土地税只占土地产出的三十分之一。比较麻烦的是徭役：管理仓库的收账人要负责每一石谷米到每一枝蜡烛的交代；各地方首长派向远处交付粮食者还必须赔补途中的损耗；所有的驿站必须供应所有的旅客；衙门内的传令、狱工也都由各乡村轮派，即使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然而将这些徭役折算加起来，农民的负担其实也不超过土地总产出的十分之一。

与同期的欧洲和日本比起来，明朝的税率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在欧洲，仅仅是教会的什一税就要收取十分之一至于日本，德川幕府的重税高达逢二抽一，简直没有可比性！

遗憾的是，朱元璋制定的税收制度太复杂了，而管理制度越是复杂，官吏们便越容易从中捣鬼。举个简单的例子，农民有义务向驿站提供草料，从理论上讲，农民将草料运送到驿站就可以了。但实际情况与理论却有很大差距，如果农民不行贿，具体管理此事的小吏可以以各种理由拒收，比如推说草料质量不合格（有时候甚至不要理由）但是如果农民向这个小吏行贿，草料质量便合格了。如此一来，农民便额外地增加了负担。

由于明朝的税收制度极为复杂，所以官吏们巧立名目中饱私囊的手段数不胜数。这样一来，尽管明朝政府向百姓收取的税赋极少，仅仅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正常运转，一旦遇上大的危机，比如说大的战事或是巨大自然灾害，那么国家财政就会立即陷入崩溃。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不少地方的百姓却仍旧生活得极为困苦。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某地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其主要责任并非中央政府。应当负主要责任的，要么是贪官污吏一旦官吏们产生盘剥百姓的念头，手段实在太多了，中央政府简直防不胜防；要么是土豪劣绅国家赋税虽然平均只不过十分之一，但实物地租（实物地租既有正租，又有附租）、劳役地租、货币地租全部加起来，地租率普通在50左右。

地租率太高的问题朱棣暂时不打算解决，因为永乐年间地主与佃农之间的阶级矛盾还算不上社会问题洪武年间经过大力开荒，再加上朱元璋四次政治上的检肃，导致全国散布着无数的小自耕农。全国拥有700亩土地的地主不过14341户而已，相应的，佃农自然也不多。

朱棣打算将实物税收和徭役折算成货币税收。这样做好处很多。

首先，可以减少官吏在中间环节盘剥的机会无论是实物还是白银，官吏都会从中收取或多或少的损耗，至少损耗具体收多少，基本上全凭官吏的良心地球人都知道，官吏的良心是一种比性工作者的真情更为罕见的东西。

其次，只要坚持税收货币化，可以增加大明宝钞的信誉度。

再次，以货币缴纳赋税能够促使国家向“数字化管理”方向发展。毕竟，资本主义的萌芽发展必须依靠“数字化管理”如果以实物缴纳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