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钢铁与玫瑰（3/3）

隐隐作痛。书桌上，伊丽莎白画的"乔治叔叔打坏人"的蜡笔画在台灯下显得格外鲜艳。小女孩用金色蜡笔给他的军装添了许多纽扣，每一颗都画成了小太阳的形状。

加一段斯大林的自述（上一章因为老蒋没过审，正在修改中）

窗外的雪又下了起来。克里姆林宫的灯光在1943年的冬夜里显得格外孤寂，我的钢笔在纸上划出沙沙的声响，像是试图掩盖远处炮火的轰鸣。第三年了，这场吞噬了我半数国土的战争。墨水在战报上晕开，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娜杰日达最后一次对我微笑时，她蓝色连衣裙上晕开的血迹。

他们都说我是钢铁做成的人。可钢铁也会在暗夜里生锈，当办公室只剩下挂钟的滴答声，我总忍不住摩挲抽屉里那张泛黄的照片。瓦西里十岁生日那天，娜佳抱着斯维特兰娜站在白桦树下，阳光穿过树叶的缝隙，在他们脸上投下细碎的金斑。那时我的军装还没有这么多勋章，娜佳的眼角还没有那些忧愁的纹路。

"约瑟夫，你会记得今晚回家吃饭吗？"她总是这样问，声音轻得像初春的融雪。现在我书柜最底层锁着她的日记本，牛皮封面己经卷边，里面夹着斯维特兰娜的第一颗乳牙。有时候我会突然想起1932年那个十一月，医院走廊的消毒水味道混着娜佳最后的气息，而我正在隔壁房间签署关于集体农庄的决议。那时我以为自己对疼痛己经免疫，首到看见她冰冷的指尖再也不会为我整理领带。

西伯利亚的寒风撞击着玻璃窗，让我想起雅科夫五岁时发高烧的夜晚。我把他裹在羊皮袄里骑马穿越暴风雪，他滚烫的呼吸喷在我颈间："爸爸，狼会吃掉我们吗？"现在他躺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而我拒绝用保卢斯元帅交换自己的骨肉。昨天莫洛托夫带来消息，说党卫军开始称呼雅科夫为"斯大林的儿子"而非"战俘编号"，我就知道那些畜生正在准备新的羞辱。

办公桌上并排放着两份文件：前线传来的阵亡名单，和斯维特兰娜从古比雪夫寄来的信。我的女儿在信纸角落画了朵歪歪扭扭的向日葵，就像1936年她母亲在厨房窗台上养的那株。当时娜佳笑着说："约瑟夫，你看它总是朝着太阳转头，多像我们的人民。"此刻地图上标注着三百个师的移动方向，而我突然想起娜佳煮的红菜汤，想起她为工人代表们倒茶时，茶炊升起的白雾怎样模糊了她疲惫的笑容。

有时我会在黎明时分走到列宁墓前。水晶棺里的导师永远凝固在53岁，而我63岁的皱纹里嵌满了抉择的碎屑。当第一缕阳光掠过莫斯科河，我总能听见千百万人晨起的声响——母亲们点燃炉灶，孩子们奔跑着去领配给面包，工人们踩着积雪走向兵工厂。这些声音汇集成某种比枪炮更坚固的东西，让我想起1935年在第聂伯河建设工地，那个满手老茧的姑娘把鲜花塞给我时说的："科巴同志，我们相信您。"

铁木辛哥刚刚送来哈尔科夫的反攻计划，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斯大林格勒的位置停留了片刻。那里现在埋葬着保卢斯的第六集团军，也埋葬着娜佳家族最后的表亲。昨天后勤部长汇报棉衣短缺时，我眼前突然浮现出1913年在西伯利亚流放地，娜佳跨越整个雪原来找我，围巾上结满冰晶的模样。那时我们蜷缩在木屋里背诵普希金的诗，她总说我的格鲁吉亚口音把"祖国"这个词念得像声叹息。

现在我把这个词刻进了每道命令。当朱可夫要求再调两个坦克集团军时，我批准了；当库兹涅佐夫说黑海舰队需要更多潜艇，我签了字；但斯维特兰娜来信要一双新皮鞋，我却让秘书回信说物资紧张。昨天警卫告诉我，小姑娘偷偷把我送她的珍珠项链卖了，换成毛线给前线织手套。这让我想起娜佳最后一次生气时摔碎的花瓶——后来我在她遗物里发现所有碎片都被小心包好，上面贴着"给约瑟夫补衣服用"的纸条。

天快亮了。雪地上己经映出克里姆林宫红星的倒影，像一滴凝固的血。我拉开抽屉，把今天收到的阵亡通知书和家庭照片放在一起。这些纸片轻得没有重量，却又重得让整个欧亚大陆为之倾斜。窗外传来早班电车的声音，恍惚间我听见娜佳在耳边低语："继续前进吧，科巴。不过今晚，记得看看斯维特兰娜的作文。"

钢笔又提了起来。在签署下一份作战命令前，我摸了摸口袋里那颗生锈的图钉——1932年冬天，娜佳曾用它为我们钉住漏风的窗帘。

“战争还在继续，必须继续下去不是吗？无论牺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