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岳飞的历史评价（3/4）

，非但不能改变宋廷的战略，还只能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宋廷的战略。此外，他在某些具体的军事指挥中，也同样未完全摆脱宋朝军事传统的束缚。对宋军说来，“兵贵神速”多半足句空话，这也不单纯是以步兵为主的缘故。例如建炎四年援楚州，绍兴元年救江州，岳家军因携带家眷，行动迟缓，而贻误战机。在绍兴十年北伐的决战阶段，岳飞似并未乘完颜兀术(宗弼)大军倾巢而出之机，乘虚直入开封府，迫使金人撤退，而掩击其归师，或组织张宪和王贵两军夹击临颍县的金方大军。最后是张宪一军未能在临颍县与敌决战，而王贵一军，则在颍昌府于同日与敌进行以少击众的苦战。如若两军会合，战果肯定会更大。以上评论，也许是今人对岳飞不适当的苛求。

总的说来，岳飞是南宋初年出类拔萃的名将，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占有相当的地位。同其他朝代的名将相比，必须考虑到宋朝文官政治下根深蒂固的抑武传统，对尚武精神的摧残等不利条件，其成就和贡献更是难能可贵。

1《剑南诗稿》卷34《感事》(其二)。

2《要录》卷139绍兴十一年二月丁丑。

3《会编》卷217，《琬琰集删存》卷l，《江苏金石志》卷12。《宋朝南渡十将传》卷5《韩世忠传》和《宋史》卷364《韩世忠传》沿用此说。

4《会编》卷162《绍兴甲寅通和录》，卷164，《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戊子。

5《金佗稡编》卷12《乞本军进讨刘豫札子》。

6《金佗稡编》卷3高宗手诏。

7《金佗稡编》卷9《遗事》。

8《金佗续编》卷1o《令措置河北河东京东三路忠义军马省札》。

9《金佗续编》卷27黄元振编岳飞事迹。

10《金佗稡编》卷9《遗事》。

三、岳飞的爱国主义和忠君思想

中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大致是自秦汉以来，由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巩固和发展，而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最深厚的感情。但是，在岳飞所处的时代，爱国主义不可避免地与保卫赵宋家天下、忠君思想融合为一。须知祖国、国家和君主，乃是现代人的不同概念。但是，忠君思想不可能完全等同于愚忠。

后世人对岳飞“愚忠”的印象，其实并非真正得自于准确的历史记载。岳珂编写祖父岳飞的传记，即《鄂国金佗稡编》的《鄂王行实编年》，固然竭力讳避和抹煞岳飞与宋高宗的矛盾，但强调、渲染和虚构岳飞的“愚忠”形象，还是更晚的事。清朝乾隆皇帝为使臣僚对自己尽忠，有意将岳飞渲染为对皇帝“愚忠”的楷模。他称赞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知有君命而不知惜己命，知班师必为秦桧所搆，而君命在身，不敢久握重权于封疆之外”。1

此段评论并不符合史实，岳飞为抗金成功，并未回避久握军权之嫌，绍兴十年班师时，他也未料想会遭秦桧的毒手。当然，给人印象最探者，还是《说岳全传》、戏曲之类的艺术虚构。如在清人钱彩的《说岳全传》中，岳飞死到临头，仍对宋高宗感恩戴德，忠心不二，他亲自捆缚企图造反的岳雲和张宪，引颈受戮。

其实，宋人尽管一般都肯定岳飞，却并未将他作为忠君道德的楷模，更无人认为他有今人所谓的“愚忠”思想。理学集大成人物朱熹在肯定岳飞“忠勇”的同时，又认为岳飞“有些毛病”。“毛病”之一是“骄横”，“若论数将之才，则岳飞为胜，然飞亦横”。“岳飞较疏，高宗又忌之，遂为秦所诛”。“毛病”之二，是“恃才不自晦”，锋芒毕露，不行韬晦保身之计。2

如今看来，朱熹的一些指责，倒恰好是岳飞的一些优点。例如他在绍兴七年愤慨辞职，绍兴十年违诏出师，说明他对皇帝并非是绝对服从，而毫无怨尤。

研究问题忌带表面性，若仅从今存宋高宗手诏和岳飞奏议着眼，总不免有表面应酬的官样文章。人们摘引此类文词，说明君爱臣，臣忠君，自然并不困难，却不足以说明实质性的问题。

如果进行由表及里的探究，就不难发现，绍兴七年是宋高宗和岳飞君臣关系发生转折的一年。自绍兴元年到七年初，宋高宗需要擢用良将，安内攘外，以保全皇位。岳飞升迁最快，后来居上，一时成为宋高宗最器重的武将，甚至准备授以全国大部兵力的指挥权。岳飞在上奏中非常感激皇帝的破格提拔，渴望抗金功成，以为报答。但是，自宋高宗取消兼统淮西行营左护军的成命，岳飞愤而辞职以后，围绕着设立皇储，要求增兵，对金和战等问题，君臣之间的裂痕愈来愈深。宋高宗最后使用屠刀，也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岳飞的悲剧在于既要爱国，又须忠君，事实上两者不可兼得。他在生前最后几年中，既对皇帝愈来愈不满，却又不能摆脱忠君道德的束缚。最后则是宋高宗对这个根本没有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