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三国”城外望（1/6）

多年前我已通读过《三国演义》，罗贯中高超细腻的描述毫无例外地捕获了我。不意近日重读，竟又欲罢不能，以后的许多个夜晚，再不论意境如何，每晚必人三国神游一番。当我终于走出三国的历史废墟，竟老大的不足，心里缺了什么似的恹恹。我知道这便是一部有定评的历史名著的魅力所在了。但我的确又感到一种或许是一个中年人必然会产生的欲望的袭扰。我老在想，刘关张、孔明、曹操、孙仲谋这些名噪千古的三国中人，肯定不如演义中人那么出神入化，但他们的真正面目究竟如何？作为小说的“三国”和作为历史的“三国”的差别究竟有多大？换句话说，文学的真实与生活的真实之分野究竟在何处？

也许这是我心境已老的标志——我无可抑压地从资料室找来厚厚的几大本《三国志选注》，于是，那扇锈迹斑斑的历史之门又一次嗄嗄地洞开于眼前……

一、从“妖”到人话诸葛

如果从史的角度看，发生于东汉末年区区百年间的三国史事实在是算不上什么历史惊涛的，然而一本“演义”却将这段历史活化了。使之成为千古名剧的，功劳首推文学（可见文学绝不是玩玩的），更在于罗贯中的生花妙笔。这种影响绝不是史志类著述可相匹敌的。然而文学毕竟只是文学，就事物的本来面目而言，文学与正史之距又可谓去之千里了。读陈寿与罗贯中，最大的一点感受就是这种史的真实与文学的真实的天壤之别。同一个三国之人的名下，实质上活动着两个灵魂，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这点，却又无损于这个人物在心目中的的既定形象，从这点上看，史与文学又好象是殊途同归了。

少时读演义，印象最强烈的人物自然也与大多读者一样，首推诸葛孔明。而孔明给人印象最深的，对那时之我而言，倒不是作者至为推崇的忠谨贤相之风，而是他的智谋。空城计，借东风，“到时开看”、屡开屡验的锦襄妙计；巧布八阵图，班师祭泸水，五丈原禳星，定军山显圣……好一个“知凶定吉，断死言生”的神机军师呵！

此番重游三国，年事既长，现代科学哲思陶冶之心智也就大异于少时。见孔明竟不复往日心境，头顶上始终罩着个大大的问号。越读演义越觉孔明之虚笔太重。作者几乎是在以20世纪70年代“三突出”之笔竭力营塑孔明这么一个“高大全”，这在我这也算个写家的人看来，恰恰是犯了个绝对化的错误。且宥于世界观的局限，将孔明写成个先知先觉的人物，这种非魔非幻的先验论，在较具科学文化智识的现代人看来，情感上或还可接受，理智是是无论如何难以共鸣的。我理解过去年代与世界观左右下的作者这样写孔明的苦心，但这么写人物，无论如何是犯了一个创作上的大忌，可谓一种败笔。败就败在罗贯中“状诸葛之多智近妖”。鲁迅这个评语可谓一针见血，击中要害。问题是，真实的孔明究竟是何面目？可以说，这是驱使我去读陈寿的主要动因。

原来演义中的孔明与史志中的孔明竟有如此之大的距离！可以说，孔明这个人物是整个演义中与原型差异最大的一个。七星坛祭风、登台作法、呼风唤雨等等荒诞不经之情节原就知是演义，并不会当它信史或以生活真实来要求作者，这倒也罢。岂料草船借箭、空城计、后出师表等看似可信的情节原来也纯属虚构。连七擒七纵孟获等情节也不过是过分夸大了的小说家言！

有意思的是，演义中的空城计情节倒不是空穴来风，《郭冲五事》曾记此事。只是它经不起裴松之的诘难：“亮初屯阳平，宣帝（司马懿）尚为荆州都督。至曹真死后，始与亮于关中相抗御耳……此之前后，无复有于阳平交兵事。就如郭冲言，宣帝既举二十万众，已知亮兵少力弱，若疑其有伏兵，正可设防持重，岂至便走乎？案魏延传云：延每随亮出（祁山），辄欲请精兵万人，与亮异道会于潼关，亮制而不许。亮尚不以延为万人别统，岂得如（郭）冲所言，顿使（魏延）将重兵于前，而以轻弱自守？……故知此书指引皆虚。”

读志至此，我不禁按卷自问：这么一来，出神入化之孔明还剩下什么了呢？

毫无疑问，作为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演义中的孔明自有其独特的文学魅力和价值。故对于这个三国志中还“妖”为人的孔明，我的情感一时也是难以接受的。似乎这个亮如北斗之巨星，一下子黯然失色了。然掩卷沉吟之后，我相信，至少以今人之眼光来看，哪怕仅仅只读三国志者，依然会为孔明的大智大忠所折节三叹。换句话说，剥去那层虚夸不经的外衣后的孔明，仍然不失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的辉煌。相反，由于孔明的事迹更真实更可信了，其形象在某种程度上看，反而是更高大了。此时的他虽不复为“妖”，反而更易为我们这些“人”所理解和接纳。他毕竟仍是一个独特而出类拔萃的“异人”；感染我们的正是那易为人所理解的人格力量。这是较虚浮的描写更动人更有说服力的。

从史实来看，孔明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的确仍是一个目光锐敏、有胆有谋的英才。他的成功主要不是源于他的先验，而恰恰是因为他注重实践，长于审时度势。例如在那著名的赤壁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