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三国”城外望（2/6）

中，他虽然并非如演义所写那样靠妆神弄鬼助战取胜。但正是他从曹操下荆州的过程中，经过战争的实践，对敌我双方的长处与弱点作出了雄辩而准确的判断，并不顾个人安危，亲赴江东力说孙权与刘备协力拒曹（见三国志《先主传》、《诸葛亮传》），才使孙刘取得了赤壁之战的关键性胜利，从此奠定了他早已预见到的三足鼎立的天下大局。“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的孔明，作为一个“人”，肩负着何等艰巨的重任呵！而他“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六出祁山，百折不挠，为的却非自身荣辱，而是“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且不论这样的志向在今天看来是否可嘉，其精神与意志却是无与伦比的。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如此高风亮节，正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诚为古之仅见，万世楷模。

所以，至少我个人的看法是：作为一个现代人，比较演义与史志，前者所写的孔明失之荒诞，几近一个虚幻的人物。后者笔下的孔明，有血有肉，有情有义，反而以真实客观而深获我心。

陈寿评曰：“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唯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箫之亚匹矣。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长欤！”

这种客观而率真的评价，岂只足为史家鉴？一切舞文弄墨者乃至一切齐家平天下者，均堪以为座右也！值得一提的是，陈寿对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长欤”的评价是大出一般人的既定看法的。为此，还曾在史学界引发过一场不算小的讼争呢。《晋书·陈寿传》就曾以此非难陈寿修史不公：“……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唯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此言似乎有理。然更多的学者却纷纷为陈寿辩白。崔浩在《魏书》中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所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固）史以来，无及寿者。修之曰：昔在蜀中，闻长老言，寿为诸葛亮门下书佐，被挞百下，故其论武侯云：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浩乃与论曰：承祚（陈寿）评亮，乃有故义过美之誉，案其迹也，不为负之，非挟恨之矣。”到了清代，朱彝尊、杭世骏、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皆提出有力的理由为陈寿辩护。朱彝尊在《曝书亭集》中说：“街亭之败，寿直书马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致败。初未尝以父参谡军被罪借私隙昝亮。至谓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则张俨、袁准之论皆然，非寿一人私言也。”

钱大昕《潜研堂集》亦说：“承祚于蜀，所推重者惟诸葛武侯……其称颂盖不遗余力。”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则云：“寿人晋后，撰次“亮集”表上之，推许甚至，本传特附其目录并上书表，创史家未有之例，尊亮极矣。评中反复称其刑赏之当，则必不以父坐罪为嫌。”

由此可见，此一讼争，非但未损陈寿之名，反更令人刮目于陈寿，足以肃然起敬。恰如**诗云：“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而以我个人之浅识。亦觉陈寿对孔明“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之评不无道理。譬如孔明之北伐中原，在蜀中朝野一贯有较多不同意见。而孔明的看法是偏安一隅非自保之长计，不如主动北伐反有终胜之可能。这种战略应该说是正确的。但考虑到蜀魏之实力仅十、一之比，连年动武又未能建功。在此局势下就不如倚仗蜀中之险坚壁固守，养精蓄锐，以待良机。至少可能令

蜀汉多维持几年。而孔明却继续穷兵黩武，不仅自己六出祁山，“出师未捷身先死”。他的战略还影响到姜维，又来个九伐中原。连年劳民伤财的结果，就只能是大大折损自己的国力，反而加速了蜀亡的进程。

二、一丘之貉说曹刘

作为晋之史官，陈寿在撰志时，多有为司马氏讳之曲笔。这是一个瑕疵。但也只是一个以今人眼光来论之疵。毕竟身处封建专制之旧时代，以完全公正客观来要求陈寿可谓苛责。那种年头，达官贵胄尚且常因利害之争或一言不慎而满门遭戮，区区一介史官，敢于忤逆天朝，等于不要自己的脑袋了。然正因为此，反更见出陈寿撰述时的种种非凡胆略与勇气。书名三国志，即已表明他将从晋之角度看纯系伪逆的蜀、吴与曹魏同等看待，这已是非凡之举了。在志中，他基本客观地评价了刘、孙、曹三家，且不避忌讳，大量收录刘备在蜀中称帝时，蜀臣蜀民的上进书、表，巧妙地表达了他对刘备的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