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3章 “三国”城外望（4/6）

以谲，吾以忠，每与操相反”。岂不正好暴露了刘备的阴险与虚伪吗？而作为一个艺术典型，刘备也由于作者主观意图的固执、拘谨而显得单薄偏弱，恰恰成了曹操的“陪衬人”。正所谓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也。

比较演义，《三国志》中的曹操完全是一个正面形象了。显然这也有不可信处，原因如前所述，在于陈寿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地位的关系。然而他毕竟是一个有责任感与道德感的史家，凭心而论，陈寿相对于小说家之罗贯中，写作态度到底是严肃得多了。《三国志》对曹操的描写或许不算是很客观的，却也未必有多少粉饰。陈寿对曹操的评价读来亦觉公允：

“汉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缰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掣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唯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顺便说一句，以前总以为曹操的确是一个“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者。可以说这句名言是天下人最恶操之为人之处了。因为它是起因于演义中一个令人发指的情节，即曹操出逃路上，吕伯奢为招待他出外沽酒，他因多疑，闻屋后人（为款待他）杀猪声，疑为加害而一气误杀8口人，后明知错了，索性又将好心的吕伯奢杀了。并在此情形下说了上述那句名言。

此事自然不见于三国志。但不能说这情节完全是罗贯中的虚构。《孙盛杂记》曾记载此事云：“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既而凄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然而，除此而外，不少别的记载，事实虽大同小异，却再无负我负人之论：

世语曰：“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魏书曰：“太祖……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由此看来，曹操无端滥杀无辜当属无疑。但其是否曾说过那样赤裸裸的“负人”论，却是可以商榷的，至少我手头证据尚嫌不足，姑且存疑。但即使他没说过此类话，作为一个滥杀许多无辜，双手沾满黄巾鲜血，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大军阀，曹操绝对算不得一个好“王者”，这是无疑的。之所以我在此为曹操说上几句好话，不过是从艺术创作及艺术审美的角度，对刘备曹操这两个艺术形象及陈寿、罗贯中这两位作家，作某种比较而已。总而言之，我认为就曹刘二人而言，无所谓好坏，都是一丘之貉。而就陈、罗二人之写作态度而言，我个人则较为欣赏也更理解陈寿一些。当然，史与文学并不是一回事；而尽管文体大相径庭，罗贯中的写作能力，作品的感染力是要胜于陈寿的。胜就胜在他笔下驱驰的是一群典型化的艺术人物。在那“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大背景下，虽然“是非成败转头空”，但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他们有声有色地演义着的自己的

性格与历史，让我们这些后生小子，“白发渔樵”，得以“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是何等的动人，何等的诗意，何等的壮美！

三、箕豆相煎何太繁

丕曰：“吾与汝情虽兄弟，义属君臣，汝安敢恃才蔑礼？……吾今限汝行七步吟诗一首。若果能，则免一死；若不能，则从重治罪，决不姑恕！”……丕又曰：“七步成章，吾犹以为迟。汝能应声而作诗一首否？”植曰：“愿即命题。”丕曰：“吾与汝乃兄弟也，以此为题。亦不许犯着‘兄弟’字样。”植略不思索，即口占一首诗曰：

“煮豆燃豆箕，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丕闻之，潸然泪下。其母卞氏，从殿后出曰：“兄何逼弟之甚耶？”丕慌忙离座告曰：“国法不可废耳。”于是贬曹植为安乡侯。

——这便是那个“兄逼弟曹植赋诗”的著名典故。

此事同样不可能见诸《三国志》。演义是否有史实根据，我不得而知。但我是相信这类现象的真实性的。即便《三国志》也记述了丕植兄弟之尖锐矛盾。“兄逼弟”这类现象在整个封建王朝史中实在是一个寻常现象了。读三国，这一感觉尤为触目，此类事亦可谓屡见不鲜，俯拾皆是。

有趣的是，走进三国，与那些风云人物交游、对话，一般印象却又是不可谓不佳的。你总能强烈感到他们都是些学富五车的“谦谦君子”。满口诗书，满腹礼义；言必称四书，行必遵五经。无论干什么，有点像我们曾经历过的**中的语录战，总要也总能从古典礼籍经书中找出一大套言之凿凿的理论道德依据来。或者如董卓篡汉，美其名曰“行伊霍之事”（指古之伊尹逐太甲，霍光废昌邑王之事，此二人之举皆被认为是正义之举）；或者如黄巾叛乱，美其名曰：“替天行道”。更甚者如汉献帝，欲诛曹操，也要在衣带诏中先来番“朕闻人伦之大，父子为先；尊卑之殊，君臣为重”的理论。

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