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教的东传（2/6）

退于次要、从属的地位，称为“大主小从时期”[19]。

初期大乘佛教以《般若经》、《法华经》、《无量寿经》、《维摩经》、《华严经》等为代表性经典[20]。中期大乘佛教的思想主流发展为空、有二宗，即中观派以龙树《中论》为基础宣扬般若空观；瑜伽派以弥勒为开祖，于般若空性上，注重瑜伽行，建立唯识说。

密主显从时期——约公元8世纪至13世纪佛陀涅槃千年后，进入后期大乘佛教，此时大乘佛教极度兴盛，刺激传统印度教的改革复兴，二教交互融摄。7世纪顷，印度受到阿拉伯人的侵略，激起国家民族意识而倾向民族宗教的印度教；佛教于此政治背景下，逐渐融和印度教而倾向密教化。

8世纪初，密教集大乘教理的精粹，以真言密咒为中心，完成密宗的体系。其后，密宗为大众化、通俗化，乃融入印度教学说，是为左道密教[21]。此派经莲华生大士传到西藏，成为西藏佛教前弘期的主流。

12世纪末，穆斯林入侵，彻底摧毁佛教寺院，僧侣多逃往国外，佛教已完全融入印度教中。至13世纪时，佛教在印度终至衰微不振。

二、中国佛教的流传发展佛教传入中国至今，约有两千年的历史，源远流长。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方便，特将其流传与发展分为六个时期，以兹说明：

经典翻译时期（东汉至魏晋南北朝）——约公元1世纪至6世纪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印度佛教东传中国，梵僧陆续携经来华，并翻译佛典以利弘化。《四十二章经》是中国第一部翻译的佛典，从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五百年间，陆续译出三藏十二部，奠定中国各大宗派的成立基础[22]。东汉安世高、支娄迦谶，北魏菩提流支，西晋竺法护，南北朝鸠摩罗什、佛驮跋陀罗、真谛等，都是此一时期的译经代表人物。

佛教圣典汉译后，经过祖师大德的弘讲注疏，渐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及宗教观念消融，发展出独特的学派[23]，开隋唐宗派林立的先河。

八宗并弘时期（隋唐盛世）——约公元6世纪至10世纪隋唐三百余年为中国佛教史上的黄金时代，译经事业配合宗派发展，令汉译三藏更趋完备，诸学派的基本立场与思想旨趣各有偏重，先后开宗立派，形成中国大乘八宗，各宗派齐头并进，展现无穷的活力[24]。

唐代的佛教，除盛行于本土外，并弘传至日本、朝鲜等国，先后有道照、智通、玄防、空海、最澄等入唐求法，返国开创法相、律、密、天台各宗。唐末五代，教难、兵火不断，诸宗一时皆没。

禅净争主时期（五代赵宋）——约10世纪至13世纪唐末五代教难与战乱频仍，佛寺庙产遭受破坏，法义典籍亦多失佚，唯有“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的禅宗，法脉不断。北宋时期，禅宗受到朝廷官员及士大夫的喜爱，成为五家七宗的极盛时代。南宋临济大慧宗杲主张“看话禅”，曹洞宏智正觉倡导“默照禅”，二家分立禅宗天下，人才辈出。北宋永明延寿著《宗镜录》，乃整理禅学的巨著；大师提倡“禅净双修”，阐明见性成佛，亦得诵经念佛，广作万善行门，其著作《万善同归集》即调和禅、净二宗的法执；又作“参禅念佛四料简”[25]，标明禅净双修是最好的修行方式，更加促进净土宗的盛况[26]。

宋代知识分子援佛入儒，发展出别具特色的“理学”，是儒家融和、吸收佛教哲学，着重于阐述“心性”与“天道”[27]的理论。这是佛教信仰普遍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力证。

宫廷密教时期（元、明、清）——约13世纪至19世纪元世祖忽必烈尊萨迦派八思巴为国师，命八思巴等勘定汉、藏两种藏经，撰成《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嗣后历代皆崇信藏传佛教，均优遇喇嘛教，保护僧徒，密教乃广行于蒙、藏、汉三地。明代亦以崇仰藏僧的方式来治理西藏，广封法王。

明、清两代是中国佛教式微时期，佛教至明代已深入中国民间，甚至产生佛、道不分的情形。明太祖为加强对佛教的管理，曾颁布法令，严禁僧俗往来。清代朝廷对蒙古采取怀柔政策，帝王崇尊密教，为喇嘛僧建立寺庙，雍正并改北京雍和宫为喇嘛寺。此时民间或有他宗信仰，但法运衰微，佛教益颓，末渐盛行居士佛教[28]。

净土经忏时期（清末民初）——约19世纪至20世纪明太祖鉴于佛教团体民间势力的庞大，颁布诏令，将佛教划归为山林之教，自此僧侣或以山居自修为依归，或居市集以念佛诵经超度亡灵为本业，失去大乘佛教弘法利生、广结人缘的菩萨精神。

此一时期，高僧大德或隐居山林自修，或志在民间游化，在经忏时流的世风下，别开参禅念佛的净业，诸宗派多以念佛为基本修行。民间持诵佛号，发愿往生西方的信仰亦盛，如印光大师主张念佛法门，致力社会救济，各地僧俗遂兴结社念佛的风气。清末民初，佛教续遭法难[29]，杨仁山、太虚大师等护教、革新，为中国佛教留下了希望的种子。

人间佛教时期（21世纪）21世纪是回归佛陀时代的人间佛教时期，佛陀出生、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