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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佛教的东传(3/6)
成道皆在人间,说明佛教是以人为本,广度有情的生命之教。六祖惠能大师曾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求菩提,犹如觅兔角。”因此佛法要落实人间,才有存在的价值。
民初佛教领袖太虚大师力排旧弊,倡导佛教革命,喊出“人生佛教”的革新口号,影响深远。20世纪50年代以来,佛教在台湾蓬勃发展,可谓受到人生佛教思想的启迪;佛教不仅能增进人生的幸福,更负起人间和平、团结的使命。星云一生以发扬“人间佛教”为己志,主张佛教应现代化、生活化,方能裨益群生。如弘扬佛法要“语文国际化”[30],发展佛教要“现代信息化”[31],修行方式要“人间生活化”[32],寺院组织要“道场僧信化”[33]。
70年代末以来,大陆佛教随着“改革开放”、宗教政策的落实开始复兴和发展。寺院兴建,规模空前[34];佛教院校,普遍设立[35];佛教活动和学术交流,空前活跃[36]。在佛教思想建设方面,以赵朴初居士为代表,倡导建设“人间佛教”[37]。这一时期,被誉为中国历史上宗教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今世界佛教莫不趋向“人间佛教”的目标,可见20世纪后的世界必定以“人间佛教”为主流,走向同体共生、平等和平的欢喜与融和。
【注解】[1]隋朝费长房《历代三宝记》卷一记载,秦始皇四年,沙门室利防等十八贤者赍来佛经,但为秦始皇所拘禁。唐法琳《破邪论》卷下也有相同记载。对于此事件的时间恰与阿育王派遣传教师至世界各地传教时间相同,故印顺法师在《印度之佛教》中说:“旧传秦始皇时有室利防等十八人来化,虽传说无征,然适与迦王(阿育王)时代相当,或即所派传教师之一也!”另吕澂在《印度佛教史略》中亦有相同看法。
[2]《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载:西汉武帝元狩二年,霍去病讨匈奴时得金人,祠休屠王,安置于甘泉宫。《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及《汉书》卷五五《霍去病传》,只记载:休屠王得金人,至于有关佛教部分,未曾言及。此处的“休屠”系指佛陀,另有浮屠、佛图之称,此皆梵语Buddha的译音。
[3]《三国志·魏志》卷三十所引述魏鱼豢《魏略·西戎传》的记事:“昔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曰复立者,乃其人是。”“博士弟子”乃汉代官名。又“景卢”一名,在《魏书·释老志》中作“秦景宪”。“复立”一词,根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认为乃“复豆”之误,而“复豆”亦为Buddha的音译,即佛陀的意思。
[4]有关汉明帝感梦之说,另载于《后汉书》卷十《孝明皇帝记》、《牟子理惑论》、《老子化胡经》、《四十二章经序》、《明佛论》、《出三藏记集》、《洛阳伽蓝记》、《魏书·释老志》等书。唯对于出使时间、有否延请迦叶摩腾、竺法兰二僧回汉地,携回《四十二章经》及建造白马寺等事迹,诸书记载有异。
[5]“寺”,本为官衙之称。鸿胪寺为汉朝接待外国宾客的官衙,佛教初传入中国时,来华传法的西域沙门被安置于鸿胪寺,由鸿胪卿知会其进退。
[6]或谓白马寺乃明帝敕令于洛阳城西雍门(西阳门)外所建。如《洛阳伽蓝记》卷四云:“白马寺,汉明帝所立也,佛入中国之始。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帝梦金神,长大(疑作丈)六,项背日月光明。金神,号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经像焉。时白马负经而来,因以为名。”或据《梁高僧传》卷一载,相传天竺国有伽蓝,名招提,国王尝毁破诸寺,唯招提寺未及毁坏,后因夜有一白马绕塔悲鸣,王遂停毁,并改招提寺为白马寺,后诸寺立,多取此名,故谓东汉明帝于洛阳城西始建佛寺时,系依准此一典故而称白马寺。
[7]即丝绸之路。东起中国长安,向西穿过河西走廊,在敦煌分为南北两道通向西域。北道出玉门关,沿塔里木河北面进发,途经龟兹(今新疆库车附近)、疏勒,越过葱岭,再经大宛、康居;南道沿塔里木河以南前进,经于阗、莎车,越葱岭,与北道在木鹿城(今土库曼斯坦境内)会合,再行抵里海南部后,到伊朗境内。中国原为丝绸的故乡,早在公元前1世纪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大量的生丝、丝绸和其他货物即经由此路运销至西域及欧洲,因它以运输丝绸著称,故称为“丝路”。此条贸易通路的开辟,原是西汉武帝时(约前115年),为联合大月氏及西域各国共谋策略抵御匈奴,派遣张骞二次通使西域而开辟。它在长时期内曾是东西方往来的交通要道,也是东西方经济文化的重要通路。
[8]“禅”即禅定。“数”即指以四谛、五蕴、八正道、十二因缘等法数,来解释佛教基本义理。“阿毗昙”又称为“论”,即对佛经教义等的诠释。在安世高的译典当中,也有一部分是属于《阿含经》的单品及解释其教义的论书(阿毗昙)的节本,如《阿毗昙五法经》等,故东晋道安在《阴持入经序》(《祐录》卷六)评其“博闻稽古,特专阿毗昙学,其所出经,禅数最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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