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佛教的东传（4/6）

[9]僧祐所撰《出三藏记集·安世高传》中，评安世高译经“意理明析，文字允正，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迭迭而不倦焉”。其译籍对佛教早期的传播影响可谓深远，尤其首传禅法入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10]支谶入汉时期正值贵霜王朝统治印度之时，当时大小乘佛教都颇为兴盛。早期大乘经典如《般若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维摩经》等，皆已传播，并沿丝路传入汉地。因此，支谶所译佛经是顺应时代思潮的。

[11]《道行般若经》与三国支谦所译《大明度无极经》、姚秦鸠摩罗什译《小品般若波罗蜜经》是同本异译。魏晋玄学兴起，般若思想相应盛行。详见第六章魏晋南北朝佛教史。

[12]《后汉书·襄楷传》：“又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嗜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

[13]东汉末年政治愈益腐败，外戚宦官专权，地主迅速扩张，再加上天灾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农民暴动不断。农民也希望由宗教获得精神安慰，佛教在此期间便有不少经典被译成汉文，影响力渐增。但初创的道教也开始在社会上流传，汉灵帝中平元年，张角利用太平道（属于道教的一派）动员农民，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发动黄巾起义。起义军有三十六万人，虽然起义仍告失败，但也给朝廷和贵戚重大的打击。

[14]西汉武帝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儒家经学透过宣说天人感应和名教纲常来拥护封建政治，成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标准。因而，儒家思想在文化学术界占有统治地位。然经学自身的发展，越来越空洞繁琐，故在西汉后期已有“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汉书·艺文志》）的批评。到了汉魏时期，经学渐失其地位。

[15]谶纬是流行于汉代的一种具有十分浓厚神秘色彩的迷信。“谶”，是一种“诡为隐语，预决吉凶”的神秘语言，通常由天子颁布。这种预言被认为来自天帝、神仙，是符合天意的，故又称为符或符命。同时为显示谶书的神秘性，往往把它染成绿色，称为箓。又因常附有图，因此也称为图谶。纬乃“经之支流，衍及旁义”，是方士化的儒生用神学观点对儒家经典进行解释和比附的著作，它相对于“经”而得名。经的原意为织物上的纵丝，纬是织物上的横丝，纬书依附于经书，正如布上的纬线与经线相配一样。汉代儒学有“五经”、“七经”之说，而纬书也有“五纬”、“七纬”之称。因纬书中也有谶语，所以后来往往把谶和纬混为一谈，通称为谶纬。经学与谶纬合流，使经学更加趋于虚枉迷信。

[16]北方关中、洛阳一带的人民，因受到董卓等军阀的掠夺杀伐，纷纷南逃，佛教也因而南传。如《高僧传·安世高传》载：“高游化中国，宣经事华，值灵帝之末，关洛扰乱，乃振锡江南。”安世高避难江南，经庐山、南昌至广州、会稽，他行走的方向大体反映着当时佛教传播的路线。另外《出三藏记集·支谦传》也记载，支谦在汉献帝末年与乡人数十名避乱到吴地。因此，佛教因战乱而渐往南传。

[17]据北传佛教数据记载，根本分裂的原因系因大天的提倡五事新说。据南传佛教资料锡兰岛史（《岛王统史》）、《大王统史》记载，则是由于跋耆族的比丘倡导十事新说而造成分裂。“说一切有部”被视为上座部系的代表，为最大的派别，所传的论藏典籍最多，如《大毗婆沙论》，在佛教思想的发展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说一切有部后来辗转传到锡兰（今斯里兰卡），成为南传佛教的主流。大众部则在日后成为北传大乘佛教的滥觞。

[18]与部派佛教平行的大乘佛教，称为“菩萨团”，即由在家信众组成的集团。菩萨团于阿育王的治世前后开始，以印度各地的舍利塔为中心而团结组成，由于礼拜佛塔，而对佛陀产生坚定的信仰，深得宗教的法乐。

[19]此一时期部派佛教的有部与经量部依然持续发展，如世亲菩萨原是经部学者，其著作《阿毗达磨俱舍论》可谓部派思想的总汇，并成为法相大乘的阶梯。

[20]《法华经》主张“久远实成之佛”（即指久远以前就存在，并且拥有无量寿命的佛），《无量寿经》则说“无量寿命之佛”。两者同样说明其存在的根本，源于有永远不灭的生命，即称为“佛”。《般若经》阐明缘起性空的大乘真义。《维摩经》以戏剧结构来强调菩萨道精神的伟大，远超过比丘的立场。《华严经》则出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大世界观。其中不论任何说法，皆以“大乘”之名而扩大人生观及宇宙观，此即其立论根据。

[21]左道密教以《金刚顶经》为主，又称易行乘或性力派，重视双身法。

[22]汉至魏晋南北朝有关宗派的译经归纳如下：（一）禅学：来自安息国的安世高翻译出小乘禅学系的经典，如《安般守意经》、《阴持入经》、《七处三观经》、《禅行法想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