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2/8）

一。道生孤明先发，以“佛性论”、“顿悟说”引起当时教界的辩论，尤其“一阐提皆得成佛”的主张，更被视为异端，而不见容于大众，直至北凉昙无谶所译北本《大般涅槃经》传入[20]，获证同于佛说，时人方才惊服。道生所悟的思想对于后未的涅槃、天台、华严和禅等各宗都有深远的影响。

此外，建康的道场寺，也是著名的南方佛教重镇，以译经为主。佛驮跋陀罗、慧观[21]、法显[22]等，为当时驻锡译经的大家。

又这时期再度掀起西行求法的热潮，其中最著名的是法显。他在天竺参学十余年，携回《大般泥洹经》、《摩诃僧祇律》、《长阿含》等多部经典。法显在佛教史上不仅有崇高的地位，在我国留学史上的贡献也是影响千古。

两晋时期，因玄学风行全国，使般若学的研究也达到鼎盛，而有“六家七宗”各擅其胜之势。“般若”丰富了“玄学”的内涵，“玄学”也成为传播佛教教义的媒介，史称“格义佛教”。直至鸠摩罗什、僧肇等师徒的导正，终于形成中国佛教正统的风格。由于学风鼎盛，思潮自由，以及译经事业的隆盛，奠定了南北朝学派竞立的基础。

二、南北朝佛教史东晋之后，南北分裂，南方有宋、齐、梁、陈，称为南朝（420—588）；北方有北魏（又称跖跋魏），嗣后分为东西二魏，而禅位于北齐、北周，称为北朝（396—581）。南北朝形成对峙局面，历时一百六十余年，后由隋文帝统一。这个时期的佛教由于各帝王的支持拥护，寺院僧尼急遽增多[23]，佛教译经更为隆盛，大小乘经论弘传，佛教学派成立，不再依附儒道，教义则由般若而形成“真常妙有”、“真常唯心”二派[24]，此为中国佛教发展快速的时期。

南、北二朝因民族及地理环境的差异，对佛教的信仰需求有所不同。南朝传东晋法统，王公名士承清玄之风，所需于佛教者，较之北朝则多偏重于义学，且因南朝诸帝多喜问道，并延请僧人佐政，因此佛教在南朝有长足的发展。刘宋文帝曾先后令道猷、法瑗[25]等，弘传道生顿悟教义，并请慧琳[26]参与国政，文帝之子武帝则时时问法于求那跋陀罗[27]。而后齐文宣王萧子良[28]广召宾客高僧，精研佛理，开讲经义，并撰述著书。梁武帝亲自讲经说法，更使南朝佛教达于鼎盛，他曾率道俗二万人舍道归佛，又以提倡素食，亲作《断酒肉文》[29]，敕宝唱撰辑《梁皇宝忏》[30]，又建寺[31]铸像、讲经注疏、设斋供僧，推动各种法会、佛事，甚至四次舍身同泰寺，愿为佛奴，为历代帝王中笃信佛法第一人。其子昭明太子及简文帝、元帝亦受其影响而崇佛。此后陈代仍多效法梁武帝，奉佛不辍。

南朝的译经事业，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无论是译经卷数或其范围，都相当可观；又经论研究蔚为风潮，进而促成各家学派的成立。晋、宋之交，义学高僧如道生、慧观、佛驮跋陀罗自关中还庐山而转建业，沮渠京声[32]、佛陀什[33]、畺良耶舍[34]、求那跋陀罗[35]等译经高僧亦陆续南来，建业遂代庐山而为南朝佛教领导中心，奠定了南朝译经的基础。法显所译六卷《大般泥洹经》因道生提倡，至慧观、谢灵运就北凉昙无谶译四十卷《大般涅槃经》重加整理成三十六卷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后，学者靡不研习，群为注疏，因而形成涅槃学派[36]。《涅槃》在南北朝的盛行程度，堪比《般若》在魏晋两朝。又沮渠京声译《弥勒上、下生经》，兜率净土思想因此盛行一时。佛陀什译有《五分律》，至此完成中国四部广律的传译。畺良耶舍译出《观无量寿佛经》等，对于净土教的传播产生莫大帮助。求那跋摩译出《菩萨善戒经》，为大乘戒法传至南方之始。僧伽跋摩[37]译出《善见律毗婆沙》，为今日佛教史上研究佛陀涅槃年代的重要根据，另译《杂阿毗昙心论》，形成专研毗昙学的风潮[38]。求那跋陀罗最主要的译经有《胜鬘经》、《楞伽经》，对中国如来藏思想的开展带来深远的影响[39]。陈真谛[40]译有《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大乘起信论》、《俱舍论》等，使无著、世亲之学弘传于中国，同时亦开启摄论、俱舍二学派[41]。又“三论”以僧朗、僧诠及法朗而中兴[42]；《成实》在梁世更为兴盛[43]。《法华》的研究，持续平稳发展[44]。

南朝在佛教史上的成就还包括高僧史传及佛教经录的编纂，计有僧祐[45]的《释迦谱》、《出三藏记集》，宝唱[46]的《名僧传》、《比丘尼传》，慧皎[47]的《梁高僧传》等。其中《出三藏记集》的目录条例，开隋唐经录的先例。

北朝诸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短暂的反佛外，余皆护持佛教，相较于南朝，其佛教的发展与政治间的关系更形密切；又因北朝民族起自北方沙漠地带，性多质朴粗犷，对佛教的信仰则多偏于祈福行善。

北魏初祖道武帝任用沙门法果[48]为道人统，不仅开启中国僧官的先河，而法果所提倡“现在皇帝即当今如来”思想，更形成北朝佛教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