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魏晋南北朝佛教史（3/8）

又北魏文成帝时代的沙门统昙曜，更在朝廷支持下设立僧祇户和佛图户[49]，首创佛教的社会福利事业，并开凿举世闻名的云冈石窟以为先帝荐福[50]。尔后，龙门、麦积山石窟等相继开凿，此为北朝佛教与政治结合，重视佛教事业功德的表征。

北朝佛教除极力主张汉化的北魏文帝提倡义学外，余则多半重视实践修行的禅、净、律三门。在禅修方面，有佛陀传慧光、僧稠[51]以及菩提达摩传慧可[52]等二系；净土则以昙鸾为主[53]；律学有道覆、慧光的四分律一系[54]。其中，以禅观最为盛行，天台祖师慧文、慧思都是提倡禅观的重要人物[55]。

除此之外，因北土较接近西域，两地僧人往来频繁，故译业亦盛；又因为佛学研究者众多，由此亦促成学派的成立。例如位居北朝译经之冠的菩提流支[56]，译出《入楞伽经》，乃禅观最重要的经典依据；《往生论》则为昙鸾所倡他力、易行思想等净土一系的基础；《十地经论》则有勒那摩提、慧光等所形成的地论学派[57]，以及昙无谶翻译的《大般涅槃经》（北本），形成涅槃学，传入南朝后，弘扬更广。

佛教在南北朝的蓬勃发展，已脱离先前依附儒、道的困境，但也因而遭到儒、道二教激烈的问难。南、北二地，佛、道、儒之间的诤论不断[58]，尤其北朝更在北魏太武帝及北周武帝时代发生二次的法难[59]，佛教的发展因而停滞。继法难的产生，亦引起了末法思想，石刻佛经的护法运动由此应运而生[60]。统观本期佛教，呈上升趋势，唯各学派的形成，则为奠定隋唐宗派成立的基础。

【注解】[1]魏晋玄学的重要思想。谓以“无”为天地万物的精神本原。此系本于《老子》：“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朱士行，为我国最早依律法受戒的出家僧侣，亦为我国最早前往西域求法的高僧。师因感于《道行般若经》义理不明，因此于甘露五年（260年）出塞至于阗，欲求梵本，后抄得《般若正品》梵书九十章，遣弟子送回中土。晋惠帝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无罗叉（又称无叉罗）等译出，此即《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盖自吴国的支谦译出《道行般若经》的异译本《大明度无极经》六卷后，首开研究般若学的风气，而师西行求经，更促成西晋般若学的兴盛。

[3]支谦，为大月氏人，生卒年不详，初随族人迁至东土，寄居河南。通晓六国语言，并从支娄迦谶的弟子支亮受业，与支娄迦谶、支亮并称为“三支”。后避乱入吴，甚受吴王孙权礼遇，并尊为博士，以辅导太子孙亮。凡三十余年间，致力于佛典汉译工作，所译经典除小部分为小乘经外，主要为大乘经，如《大明度无极经》、《首楞严经》（为支谶《首楞严经》的改定本）、《阿弥陀三耶三佛萨楼佛檀过度人道经》等。

[4]康僧会（？—280），原籍康居，因父亲经商而移居交趾，曾随安世高习禅。三国吴赤乌十年（247年）至建业，后应孙权之请，于三七日内感得舍利，孙权遂皈依之，并为其兴建“建初寺”，传道译经，该处因而称为佛陀里，江左大法也因此得兴，此为佛教传入我国南方之始。主要译经有《杂譬喻经》、《六度集经》，并注解《安般守意经》、《法镜经》等。

[5]竺法护，祖先为月支人，世居敦煌。以大乘经典未备，乃立志西行，携回大量胡本经典回长安、洛阳，专事译经，有聂承远、仁法乘等人参与笔受、校对等工作，所译经典，除小乘《阿含》中的部分单行本外，大部分是大乘经典，包括般若部的《光赞般若经》、华严部的《渐备一切智德经》、法华部的《正法华经》、涅槃部的《方等般泥洹经》、宝积部的《密迹金刚力土经》等，凡早期大乘各部类代表经典，几乎都有译介。此大体反映出当时西域、天竺佛教的面貌，也显示了师对传译经典的贡献。时人称之为月支菩萨、敦煌菩萨。

[6]佛图澄（232—348），天竺人，或谓龟兹人。具有神通力、咒术、预言等灵异能力。西晋怀帝永嘉四年（310年）至洛阳，年已七十九，时值永嘉乱起，师不忍生灵涂炭，策杖入石勒军中宣说佛法，并现神变，石勒大为信服。至石虎即位，尤加信重，奉为大和尚，凡事必先咨询而后行，更解除昔日的出家禁令，大力支持佛教。师在华三十八年间，建设寺院近九百所，受业的弟子几达一万，追随者常有数百，其中最具代表的高僧有道安、竺法首、竺法汰、竺法雅、僧朗、法和、法常、安令首尼等，华北的佛教由佛图澄的推动而兴盛。

[7]道安认为翻译佛典有五种情况易于丧失原意，称“五失本”。又佛典翻译，本质上有三种困难，称“三不易”。五失本：（一）原典与汉文语法上结构不同，故于汉译时有语序变更的问题；（二）原典的文字本质朴无华，汉译时因修饰而失去本意；（三）原典有同类语词几次反复重述的情形，翻译时易被删减而失本意；（四）原典经文中附带说明的文字，于翻译时易被删去而失本意；（五）原典于叙述一事再叙他事之时，常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