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佛教史与译经事业的开展（3/6）

（三）唐代时期——译经的全盛时代本期的译经特色，在于主译者已由外来高僧转为由本国高僧来担任，典型的代表是玄奘与义净两位大师。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三年间（公元629年）西行求法[26]，历十七年而荣归，携回佛经五〇二夹六五七部，太宗为玄奘于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召拣高才名僧分掌笔受、证义等各职，译场组织较前更加完备。玄奘自律甚严，未曾一日懈怠，计十九年间译经七十五部一三三五卷，其数量之多，为历代诸家之冠，所译经论如《大般若经》、《大毗婆沙论》，卷数之多，亦为旷世巨作，而诸多唯识论著如《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的译出，使唯识在中国的发展，能形成系统，继由弟子窥基[27]发扬而成宗立派。译经事业至玄奘已达于最高峰。

义净[28]乃继法显、玄奘之后的西行高僧，游学印度二十余年，精通梵、汉，先后在长安、洛阳主持译场十余年，共译有经论五十六部二三〇卷，译著的数量与质量皆称卓越，与玄奘同列为中国四大翻译家之一。

此外，善无畏[29]、金刚智[30]、不空[31]翻译大量的密教经典也是本期的特色。总之，本期以前二期译经的成果为基础，开创更完整的译经组织，使得译经事业达于巅峰。此后二百多年间，译业渐沉。直至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复兴译场，并设印经院，译场组织与制度更形完备[32]，唯所译经论较之前期，已微不足道。宋、元迄今，虽仍有译事的进行，然多已非由梵文译为汉文，而是由日文、藏文、巴利文、西文译为汉文的零星之作。

译经实非简单易行之业，从译师、经典的来源，到语言文字、译文体例的抉择等，皆为棘手难定的问题，故在译经开展过程中，为因应时代的需要，即不断地提出改进及创新的方案，如东晋道安有“五失本、三不易”之说，隋朝彦琮主张译家宜具“八备”资格[33]，唐朝玄奘立“五种不翻”[34]的译经原则，北宋赞宁则提倡译语应用“新意六例”[35]等。译经事业在审慎严格及历时久远的经营下，成就了深得佛旨又浩瀚如海的汉文三藏圣典。

【注解】[1]文帝为提倡义学，于开皇十二年（592年）选聘当时各学派著名的高僧硕德，以长安为中心，依不同经论进行系统教学，计分为“五众”：大论众、讲论众、讲律众、涅槃众及十地众，每众各设众主一人，以领导教学。“二十五众”，亦为开皇十二年文帝所敕选的二十五位高僧教化团体，由此一团体的众主教授大众佛教概论、读经法、出家修养论等。

[2]大兴善寺是文帝于开皇二年（582年）敕令建造的，是隋初国家的根本寺院，后代许多著名高僧及译经家、僧官，如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不空等，皆曾奉诏驻锡于此，成为密宗发源地。

[3]隋炀帝在开皇十一年（591年）皈依智者大师受戒，时值炀帝（晋王广）尚任扬州总管，智授其总持菩萨的皈依名号，晋王广亦回赠智“智者大师”的尊号。智者大师被尊为天台宗的创始人，以常居天台，世称天台大师，亦为宗派立名之由。

[4]吉藏（549—623），安息人，祖世为避仇而移居南海，后从僧朗出家，止于嘉祥寺，世称“嘉祥大师”。著疏甚丰，有《中论疏》、《十二门论疏》、《百论疏》、《法华经义疏》等，集三论思想的大成，为三论宗的开祖。

[5]隋代信行（540—594）所创的三阶教又称“普法宗”。此宗将佛教按“时”、“处”、“机”（指人）分为三阶，以第一阶为正法时期，“处”为佛国，其“机”唯有佛菩萨，所修持者为大乘一乘佛法；第二阶为像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凡圣混杂，流行大小乘（三乘）佛法；第三阶为末法时期，“处”为五浊诸恶世，“机”为邪解邪行之人。信行以为当时已进入第三阶的末法，若依据第一阶的一乘、第二阶的三乘等别法来修行，甚为困难，故必须依第三阶的普法，皈依一切三宝，断除一切恶，修持一切善，方始有成。此即三阶教的根本主张。信行自称一乘菩萨，倡导第三阶的佛教，废具足戒，强调苦行忍辱、从事劳役，并以乞食为生，一日一食，反对偶像崇拜而仅礼拜佛塔。又认为一切众生皆是真佛，故路见男女，一概礼拜。在经济方面，于隋文帝开皇三年（583年），设置十六种“无尽藏行”制度，劝化信徒施舍钱粮，而由寺院库藏，然后布施或借贷给贫苦信徒，或供修缮寺塔经藏之用。

[6]唐朝为对僧尼的统理建立制度，故采僧官制及设置度牒，而唐初高祖于武德二年为统摄僧尼，维持纲纪，置有十大德来担任此职。

[7]法藏（643—712），字贤首，祖先康居国人。早年师事智俨，听讲《华严》，深入其玄旨，以能通西域诸国语与梵文经书，遂奉命参与译事，先后译出《新华严经》、《大乘入楞伽经》等十余部。尝为武后讲华严十玄缘起的深义，而指殿隅金狮子为喻，武后遂豁然领解，后师乃因之撰成《华严金师子章》。师一生致力于华严教学，集组织理论的大成，又将佛教各种思想体系分为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