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隋唐佛教史与译经事业的开展（4/6）

教十宗，推崇华严为最高者，实乃华严宗实际的开创者。

[8]善无畏与金刚智、不空，于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先后东来长安传授密法和翻译经典，并称“开元三大士”。三人首将密教传至中国，奠定密教基础。

[9]当宪宗迎佛骨至京师，“王宫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此崇佛热潮，正是帝王支持所产生。

[10]此数据乃根据道宣律师的《大唐内典录》所载。

[11]《开元释教录》，凡二十卷，唐代智升编于开元十八年（730年）。全书依序列举自东汉明帝永平十年（67年）至唐代开元十八年，凡六六四年间，一七六名译经僧所译大小乘经律论，共计二千二百七十八部七千零四十六卷。其中最后两卷为大、小乘的入藏目录，总计入藏经典一千零七十六部五千零四十八卷，历来所谓“一切经五千余卷”之称即出于此。又其中的“有译有本录”，将大乘经分般若、宝积、大集、华严、涅槃五大部，并注明单译、重译，为后世大藏经编目所遵循。智升复将本书入藏目录以千字文编号，预防混杂，编定《开元释教录略出》四卷，为北宋以后雕印大藏经编号的依据。

[12]例如：随文解释义理者，称义疏；随文解释字句者，曰文句；总论一经之大义者称大义；恒不随文出疏，而分门别类以释全文内容者，则称玄义；对疏之注释，常称疏抄；笔记师之口述者，称记述等。

[13]韩愈虽曾写《原道》一文贬抑佛教，又于宪宗迎佛骨时，上《谏迎佛骨表》反对此事，然被宪宗贬至潮州时，却遇大颠和尚而皈佛。

[14]“变文”即是将佛典故事或经史内容加以改编，使其趣味化、生动化、通俗化，而适合教化民众之文，是受佛教影响而流行的说唱文学作品之一。尤其经典在唐朝大量传译之后，部分佛教徒为致力于佛法的普及，则于开讲佛经时，尽量改编为通俗的故事体裁，甚至配以通俗音乐吟唱的“俗讲”讲经法会，于是变文在中唐、五代非常盛行。此外，为配合讲经变文，描绘经中所叙述故事的“变相图”也应运而生。

[15]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开始整肃佛教团体，对不守戒律的僧尼，悉令还俗，将僧尼的私人财产没入国库等。会昌四年，令小规模佛堂、兰若等无额寺院的僧尼还俗。会昌五年，对全国寺院及僧尼数量予以严格规定，被毁大、中佛寺四千六百多所，小佛堂达四万余所，还俗的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没入田园数千万顷，佛像及佛具改铸为货币或农具，使佛教遭受前所未有的劫难，虽宣宗复兴佛教，却已非往昔面貌。

[16]五代在北方，即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十国在南方，为前蜀、吴、吴越、闽、南汉、南平、楚、后蜀、南唐、北汉。

[17]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为削减寺院的力量，乃实行排佛政策，下诏内容为：（一）无敕赐匾额的寺院一律废毁。（二）禁止私度僧尼。（三）未经父母、祖父母认可者，不能出家。（四）男子十五岁以上，须背诵经文百纸，或读诵经文五百纸；女子十三岁以上，须背诵经文七十纸，或读诵经文三百纸以上者，方可出家。（五）禁止私自传戒，须由祀部发给度牒，始可剃发受戒。（六）奴婢、奸人、奸细、逃亡中的盗贼、恶逆的徒党等，不得剃度出家。共废毁寺院三万三百三十六所，又下诏毁佛像，收钟、磬、钹、铎等以铸钱。

[18]永明延寿禅师（904—975），净土宗六祖，法眼宗三祖。临安府余杭（浙江杭县）人，俗姓王。字仲玄。初为吏，三十岁依龙册寺翠岩令参禅师出家。后往天台山参谒德韶国师，初习禅定，得其玄旨，成为法眼宗三传者。后于国清寺行法华忏，颇有感悟，于是朝放诸生类，夕施食鬼神，读诵《法华经》，又精修净业。后住明州雪窦山传法，法席大盛，并复兴杭州灵隐寺。建隆二年（961年）应吴越王钱俶之请，迁永明大道场，接化大众，世称永明大师。师曾召集慈恩、贤首、天台三宗僧侣辑录印度、中国圣贤二百人之著书，广搜博览，互相质疑，而成《宗镜录》一百卷。对当时各宗派间的宗旨分歧，持调和的态度。高句丽王见此书，乃遣使叙弟子之礼，并派国僧三十六人前来学法，法眼的禅风遂盛行于海东。开宝八年示寂，世寿七十二。赐号“智觉禅师”。另著有《万善同归集》六卷、《神栖赡养赋》一卷、《唯心诀》一卷等六十余部。

[19]竺佛朔，又称“竺朔佛”，天竺人，桓帝（一说灵帝）时，携带《道行般若经》的梵本抵洛阳，并译出，惜今已失传。后与支娄迦谶合译《般舟三昧经》二卷，由孟福、张莲之笔受。近人有谓支娄迦谶所译的十卷本《道行般若经》应为竺佛朔与支娄迦谶所共译。

[20]严佛调，又称“佛调”，是汉地第一个出家人（未依戒法受戒）。安世高来华后，师与安玄皆入其门，共译《法镜经》等经典。后师渐通梵语后，即能自译经典，并深入禅法，撰《沙弥十慧章句》，以阐禅旨，是为汉土注疏之始。师所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