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佛教在西藏和大理的弘传（1/9）

一、藏传佛教的历史

西藏，唐代称“吐蕃”，位于中国西南边陲[1]，与尼泊尔、印度毗邻，当印度受穆斯林侵逼之后，高僧大德们相继前往西藏，藏传佛教[2]因而多承公元8世纪至13世纪印度密教的体系。佛教初传入藏，不断地遭受原始苯教[3]的极力排斥，经过长时间的冲突、融合，无形中也加入了苯教一些神祇和宗教仪式，使藏传佛教更增添地方民族色彩。

公元7世纪，松赞干布（629—650年在位）先后迎娶虔信佛教的尼泊尔墀尊（波利库姬）公主和唐朝文成公主[4]，佛教因而随之传入西藏。松赞干布大力护持佛教，派遣使者端美三菩提等，至印度学习梵文。回国后，创藏文字母，翻译佛经，此为西藏译经的嚆矢。藏王分别为两位公主兴建大昭寺[5]、小昭寺[6]供奉佛像经典，僧侣也陆续入藏，佛教因此传播开来。但传统苯教势力甚大，松赞干布崩后，佛教便无法顺利发展[7]。直到赤德祖赞（704—755年在位）执政，迎娶唐朝金城公主[8]，努力振兴佛教，派遣僧青年入唐参学，佛教才开始恢复生机。但是，祖赞王崩后，随即发生西藏史上第一次的禁佛运动[9]，直至其子赤松德赞（755—797年在位）掌权后，即刻展开一连串的护法行动，包括：1．迎印度寂护大师入藏说法[10]，又请莲华生大师[11]来藏感化苯教，并请二高僧共创桑耶寺，依佛戒度僧出家；2．请僧译经，并解决当时中印僧人“顿渐之争”[12]，进而宣布藏传佛教采印度寂护一系的应成中观派教法；3．于佛苯二教辩论[13]后，正式宣布恢复佛教的正统地位，佛教因此建立稳固的基础。

赤松德赞王之后，一直到赤祖德赞（815—838年在位）时期，为佛教弘传的巅峰期。赤祖德赞的弘法功绩在于广译经典，并收录大小乘的主要经论，编纂丹噶、钦浦、旁塘三大佛经目录[14]；又设立“七户养僧”制度[15]。其对佛教护持之功甚大，与赤松祖赞、松赞干布共同被誉为西藏“三大法王”。

由于德赞王的崇佛而遭苯教极力反弹，其后继者朗达玛王（838—842年在位），便在信奉苯教的贵族拥护下，展开大规模的灭法运动，史称“朗达玛法难”[16]。对于佛教打击沉重，迄至佛教再度复兴的一百多年间，未见佛教传播的迹象，为藏传佛教史上的“黑暗时代”，并以此期为界线，将之前的佛教发展称为“前弘期”，之后称为“后弘期”。

朗达玛灭法之后，直到10世纪未，佛教复兴运动渐起于青海与西部阿里地区[17]。11世纪初期，阿底峡[18]应藏王邀请，由印入藏，首先复兴戒律，并提倡正统的印度佛教，撰著《菩提道灯论》，确定修行次第，并创立噶当派，从此迈入11世纪中叶至15世纪的“后弘期”佛教。

13世纪，印度受到入侵，大量僧侣逃亡入藏，印度后期学术中心超戒寺的经论几乎全部移入西藏，因此藏传佛教虽然显密皆传，却以密教为盛。另有从尼泊尔、青海、康藏等地进藏的僧侣，因流派传承不同，一些高僧大德便对佛教教义的理解和看法进行著书立说，自成体系，因而逐渐形成宗教教义与修行方法不同的教派，此乃后弘期的特色。其中以四大派最为著名：

一、宁玛派：俗称“红教”，乃11、12世纪时，由素尔家族的三人，依莲华生所传入的密咒及“伏藏”经典所创的一派。尊莲华生为祖师，重密轻显，以无上瑜伽为究竟，根本教义为“大圆满法”[19]。

二、萨迦派：俗称“花教”，创始人为贡却杰布（1034—1102），以瑜伽行中观派的见解为主流，盛行唯识、中观的研究，主要教义为“道果法”。第五祖八思巴（1239—1280），受元世祖封为“大宝法王”，赐予全藏政、经、军权，不仅在西藏地方有着统治地位，对于元朝政治亦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20]。

三、噶举派：俗称“白教”，为噶当派的支派，由玛尔巴、米拉日巴在公元第11世纪中期创立。主张显密兼修，教义传承以月称的应成中观派思想为主，密法则侧重“大印”的修法[21]。

四、格鲁派：俗称“黄教”，是藏传佛教中最后兴起的一个大教派，于15世纪初，由西藏宗教改革家宗喀巴在噶当派基础上所创立。宗喀巴所撰《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阐明显密二宗的修行次第，强调不分显密均须恪守戒律的重要主张，成为此派的根本圣典[22]。该派在发展过程中，采“活佛转世”制度[23]，以解决其宗教领袖的继承问题，遂逐步形成达赖、班禅两大活佛系统[24]，并在全西藏各地取得领导地位，从此政教合一体制更趋成熟。

后弘期佛教是外来佛教文化与西藏本土文化进一步的融合，印度佛教中的显密教义多已传入，进而能完成西藏的大藏经“甘珠尔”与“丹珠尔”的结集编印[25]。又寺院经济发达，寺庙成为佛学研究中心，故后弘期佛教才是藏传佛教确立和发展时期。

印度佛教传入西藏，经过与苯教长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