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国佛教史（1/5）

佛教历经太平天国之战乱，衰颓不堪。至清末民初，庙产兴学[1]的风潮，更使佛教的发展雪上加霜。当时迫害佛教的不再是少数帝王官僚，如三武一宗，而是整个社会，使得佛教面临历代最大的危机[2]。幸有佛弟子们起而护法，如：章炳麟发表《告佛弟子书》及《告白衣书》两篇文章，燃起僧青年佛子护教的热忱。又有陈樨庵、周叔迦等以金陵刻经处与祇洹精舍等处为中心，影印刊行佛经，以及倓虚、谛闲、太虚、月霞、东初、欧阳竟无、吕澂等兴校办学，为佛教复兴作育人才。这一切皆予中国佛教复兴的契机，不仅使佛教教义的阐扬与研究较清代进步[3]，也使佛教各宗逐渐抬头，尤其禅净双修的行持，成为佛教的主流，水陆法会及各种经忏为主的法会也迅速发展，且延续至今，仍隆盛不衰。

另外，佛教为了应变民初政治、思想、文学等变革而筹组教会，倡导革新，人间佛教的理念应运而生，成为民国以来一大特色。公元1911年，天童寺敬安法师等人创设“中华佛教总会”[4]，初步提出了保护寺产、振兴佛教的口号。太虚大师[5]提出佛教教产、教制、教理的三大革命，发表《整理僧伽制度论》，设立武昌、闽南佛学院及汉藏教理院，创办《海潮音》、《人海灯》、《佛化报》、《佛化新青年》等杂志，乃佛教革新运动最着力者。

“七七事变”后，太虚大师又号召佛弟子群起救国，全国佛教僧青年齐力响应[6]，可说是中国佛教由旧趋新的一个转折点。1949年，部分佛教僧人到台湾，使佛教在台湾发展起来。计民国肇立至1949年约三十八年间，为教为法的高僧大德有虚云、来果、弘一、慈舟、圆瑛、印光、敬安、大醒及欧阳竟无、梁漱溟、汤用彤、王恩洋、唐大圆、江味农、范古农、吕碧城、周洋光、戴季陶等。1949年前后的台湾佛教已有月眉山灵泉寺、大湖法云寺、观音山凌云寺和大岗山超峰寺等四大主流法派[7]，佛教多具闽南、斋教或日本化的性质[8]。直至僧侣陆续来台后，经过不断的努力，如1948年慈航法师主持“台湾佛学院”，1953年白圣、太沧、智光、南亭在台南大仙寺首开戒坛，台湾佛教才重新回归到传统中国佛教的形式制度。

附篇佛教宗派外人物佛陀入灭后，佛弟子将佛陀的言教发扬光大，由于时代背景及个人研究的差异，而有宗派的区别。由于宗派的发达，佛法更能应机，广为流传，除了本册各宗各派所提及的祖师大德外，还有许多对佛教发展相当有贡献或于教史上堪称代表的人物，在本文中一一点出，以补阙漏。

印度本土有付法藏第一祖大迦叶尊者。智慧第一，慑服外道[9]的舍利弗尊者。承教启经，结集法典的阿难尊者。筹建祇园精舍，宣扬布施法门的须达长者。矢志出家，坚持佛道的大爱道比丘尼[10]。十大愿心，教化童男童女的胜鬘夫人[11]。佛化家庭，六度摄众的维摩诘居士[12]。遣使弘教，法敕传世的阿育王[13]。保护佛教，结集法典的迦腻色迦王。文艺度众，造论始祖的马鸣菩萨[14]。

始传中国有：最早来到中国的中印度竺法兰与大月氏僧迦叶摩腾。首传止观经论的安世高[15]。第一位在我国翻译及传布大乘佛教般若学理论的支娄迦谶[16]。翻译《无量寿经》的支谦。中国佛教梵呗之祖陈思王曹植。第一位兼有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翻译家康僧会[17]。中国僧侣西行求法第一人朱士行。广译大乘经典的竺法护[18]。神异伏暴的佛图澄。有部论典大家僧伽提婆。汉晋间佛教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安大师[19]。著作中国古代第一部介绍印度和斯里兰卡旅游参访记录的法显法师[20]。倡导“佛性论”，创“顿悟成佛”、“阐提成佛”之说的道生法师[21]。翻译《大般涅槃经》的昙无谶[22]。复兴北魏佛教，建设云冈石窟的昙曜法师[23]。翻译《楞伽经》的求那跋陀罗[24]。编著《弘明集》、《出三藏记集》的僧祐法师。地论宗之祖菩提流支[25]。四次舍身为奴的皇帝菩萨梁武帝[26]。树立后世高僧传记体例典范的慧皎法师。我国佛教传译史上的泰斗真谛大师[27]。

隋唐以后有：三阶教主信行法师[28]。刻经护教的静琬法师[29]。著作《破邪论》、《辩正论》，挽回佛教厄运的法琳法师[30]。长于法相因明的圆测法师。东塔律宗创始人怀素律师[31]。唐代译经之雄菩提流志。唐代西行求法译经家义净法师[32]。译经三藏实叉难陀。以法为乐，送子出家的裴休宰相。宋代天台宗山外派名僧智圆法师[33]。明未四大高僧紫柏、憨山、莲池、蕅益大师。

近代大德有：晚清刻经弘法的杨仁山[34]。擅长诗文绘画的曼殊法师[35]。爱国僧人八指头陀[36]。弘扬佛法，《仁学》救世的谭嗣同[37]。佛学治国的国学大家章太炎[38]。专研法相瑜伽的欧阳竟无。著作佛书，教化社会的梁启超[39]。倡导八宗平等，鼓吹佛教革新的太虚大师[40]。现代佛教史学者汤用彤。戒杀护生，菩萨画家丰子恺。讲学于斯里兰卡大学的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