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民国佛教史（2/5）

舫法师。弘扬三论的印顺长老。杰出优婆夷孙张清扬女士[41]。

现代佛教的趋势，逐渐走向人间化、普及化，20世纪以来，中国佛教在诸山长老、大德胼手胝足辛勤耕耘下，方能在各地播撒菩提种子，延续法脉，乃至形成今日佛教蓬勃发展的气象。以下再列举民国以来弘教的诸方大德，如：宗仰、道阶、应慈、会泉、慈舟、圆瑛、月溪、守培、妙果、能海、仁山、性愿、智光、广钦、持松、常惺、南亭、普净、乐观、白圣、道安、宏船、东初、震华、巨赞、正果、晓云、如学、忏云、竺摩、演培、煮云、证严等法师，及王一亭、熊希龄、江味农、蒋维乔、丁福保、朱子桥、赵夷午、聂云台、康寄遥、范古农、李子宽、屈文六、李炳南、朱镜宙、周宣德、蔡念生、詹励吾、黄忏华、傅伟勋、杨秀鹤、南怀瑾、张澄基、于凌波、张曼涛、郑振煌、郑石岩、林清玄等居士、学者。

【注解】[1]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及清末财政的困窘等因素，便兴起了以寺庙财产来充作学校资金运作的政策。1898年，即有两广总督张之洞，主张以国学为体、西学为用，建议皇帝利用寺院及道场建筑和土地，以实施新教育，挽救颓势。此后庙产兴学则持续困扰佛教界，如：1912年公布的“寺庙管理暂行规则”；1915年的“管理寺庙条令”；1921年，北京政府以查旧案与管理寺庙条令相抵触为词，命令取消“中华佛教会”。至此，全国佛教陷入无组织状态，各省县寺庙财产任由各地官吏与土豪劣绅侵吞。又1930年，政府颁行“监督寺庙条例”；中央大学郃爽秋等教授所提没收寺产以充作教育基金的议案，也在全国教育大会中获得通过。

[2]民初以来的新社会，在政治、思想、文学上发生了急剧转变，如：革命初期康有为等，倡以儒教为国教，此后以打倒所有的旧文化作为促进中国进化的步骤。1919年“五四运动”对儒、佛、道三教和民间类似宗教，以及其他的旧文化的批判达于最高潮，而后却变成反宗教运动。1928年新启蒙运动，则将行之于寺院、道观及一般庶民之间的宗教行事视为迷信，而加以废除。

[3]当时以各界学佛居士为主体的组织，先后有北平三时学会、上海净业社、上海佛教居士林等。中国僧侣教育，则以闽南、武昌佛学院最具代表性，另杨仁山门下欧阳竟无的南京支那内学院亦颇负盛名，或是深研教理，或是培养僧才，贡献卓越。其他尚有北京弘慈佛学院、庐山法界学院等各种佛教学校。此外，当时研修佛法，卓然有成的缁素大德颇多，如：净土宗印光大师、禅宗虚云和尚、天台谛闲大师、华严月霞大师、戒律弘一大师等人。太虚大师则是八宗共弘，其下的人才如法舫、芝峰、大勇、法尊、印顺等诸师，皆为上选。在家佛教徒如欧阳竟无是唐末以来我国唯识学的复兴功臣。在学术界，大体以史学及哲学界人士较有成绩，如熊十力、梁启超、胡适、汤用彤、吕澂等，迁台后，牟宗三、唐君毅、方东美等人亦颇有成绩。

[4]面对威胁寺院存在的庙产兴学运动，佛教界被迫团结起来进行抗争。因此敬安法师（又称寄禅、八指头陀）创设“中华佛教总会”以护寺产，并将太虚、仁山二人成立未久的“佛教协进会”并入佛教总会，以期群策群力维护佛教，于是该会成为全国佛教社团的最高组织。1928年更名为“中国佛教学会”，太虚大师任理事长，1929年更名为“中国佛教会”，圆瑛法师为理事长。该会于1949年在台湾复会，综理全台佛教行政事务，理事长先后由白圣、悟明、净心等法师出任。

[5]1912年，太虚大师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后提议改金山寺为佛教大学，未获成功。1913年，在追悼寄禅和尚大会上，太虚大师提出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主要是针对当时丛林寺院以法派、子孙派而阻碍了佛教的进步，所提出的改革主张。1915年，著《整理僧伽制度论》，以期建立新僧团制度。1929年，更着手组织“世界佛学院”，以建立人生佛教，促使佛教世界化，其造就培养的僧材甚多，有法舫、法尊、芝峰、印顺、大醒、大勇等。综观太虚大师一生，皆为实践佛僧、佛化、佛国的三佛主义而努力。

[6]1937—1945年，全国佛教青年僧侣，在爱国热血的驱使下，投入政府抗战行列，其事迹如：1937年，成立“上海僧侣救护队”；1939年，缅甸人民因日本唆使而反对开放滇缅公路之风潮，因“佛教访问团”赴缅甸等各国访问，得以平息；1940年，组“陪都僧侣救护队”，实地从事重庆地方救护灾胞工作，直到日本投降，共五年；同年，组“中国佛教国际宣传队”，赴缅甸宣扬我抗战国策。

[7]（一）灵泉寺，位于台湾基隆，由善慧法师所创建。师曾内渡大陆，依景峰和尚出家，并继承曹洞宗法脉。回台后，与善智法师共同创建灵泉寺，任该寺住持，致力于创办佛教中学林（泰北中学的前身）。（二）法云寺，位于台湾苗栗，民国初年，由觉力、妙果二师开山，以觉力法师为首任住持，先后在该寺举办过传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