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日本佛教史（6/7）

，形成梦窗派（一称嵯峨门派），嗣法弟子五十余人。

[24]大灯国师，即宗峰妙超（1282—1337），临济宗僧。十一岁出家，嘉元三年（1305年）后，参学于南浦绍明，后得印可，而嗣其法。得花园天皇及后醍醐天皇皈依尊信，敕号兴禅大灯国师、高照正灯国师。建武中兴时，受封为无双禅苑宸翰，推为五山第一。

[25]是用来制定各宗派寺院的本末关系、寺院与信徒的依从关系、僧侣职位等级、净财的募化、新寺的建设等对寺院制约所设立的法令规章。德川氏先后颁布比叡山法度、永平寺法度等，将佛教纳入他的封建政权体系中。

[26]是将全国每个国民都归属在寺院中，每人选择一宗的一寺，并自为檀那，负有维持寺院的费用开支及寺院住众生活的责任。反之，僧侣具有户籍公证之权，凡檀那家遇结婚、生产、死亡等事，均需由所属寺院开立证明。其实建立此制的最初目的是为肃清基督教的势力。

[27]为防制外来文化思想，具体表现日本民族传统文化，日本神道应时复兴，尤在江户末期，神道教于政治上的需要较宗教上的需要更为殷切，而成为当时政教混合的主流。

[28]因受日本“本地垂迹说”，揭示神祇为佛陀所化现，因此各种神祇乃至一切由人而成的佛，均被视为佛菩萨的变化身，故而推论神祇即佛陀，神佛一体。因此，佛教已经成为神道的一部分，神道也列入佛教体系之内，方有尔后“神佛分离令”的实施。明治元年，朝廷颁布“神佛分离令”，要求恢复任命神祇官，全国神社与佛教分家，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像及禁用木鱼、梵钟等佛具，神社中着僧服的神职人员恢复神职服饰，神社自行独立，脱离佛教系统。

[29]据《扶桑略记》所载，继体天皇十六年（522年），汉人司马达等，由朝鲜到日本，在大和高市郡结草庵，供奉佛像，是民间流传佛教最早的时代。

[30]圣武天皇以东大寺为华严本宗，以华严思想实现他政教一致的理想。

[31]唐僧鉴真律师历经许多风波灾难，经过十一年，第六次才如愿抵达日本。师所弘律宗以《四分律》为主要思想。

[32]俊芿入宋学律，返国后，以京都为弘传中心，相对于南都奈良的东大寺、唐招提寺（南京律），称京都的律宗为“北京律”。

[33]最澄返日前，随顺晓学密法，并接受灌顶。归国后，师呈请天台法华宗独立，在平城天皇大同元年（806年）获准。最澄晚年致力大乘戒坛的设置，终于嵯峨天皇十三年（822年）获得敕准，日本佛教界开始实施他的新制度，传授大乘戒的戒坛正式成立，深深影响日本佛教。

[34]天台宗经弟子们的努力，不断引进中国的新思想，使得比叡山因此成为镰仓佛教的思想重镇，而且平安后期的日本文化与艺术也以此地为中心。最澄至大唐虽仅八个月，但接受天台荆溪的传承，又接受开元寺灵光和龙兴寺顺晓的密法传承，于850年在高雄山寺开密宗灌顶坛场，此为日本灌顶之始。

[35]日本临济宗的创立者明庵荣西，第一次入宋返日，携回天台宗新章疏六十余部，并将茶种传入日本。第二次入宋，从临济宗黄龙派第八代嫡孙虚庵怀敞禅师学禅，深得临济心印，并受中国朝廷封为“千光法师”。建久二年（1191年），荣西返日，始行禅规，道俗满堂，遂于筑前博德建立圣福寺，这是日本禅寺的创始。

[36]道元禅师绍承中国曹洞宗“默照禅”的禅风，并主张修证一如，认为打坐的同时即是证悟。

[37]日本南北朝战国的室町时代，经由织田信长与丰臣秀吉平定，完成统一的局面。其后，德川家康于后阳成天皇庆长五年（1600年）在江户（今东京）设置幕府，直到明治维新（1868年），称为“江户时代”。江户时代对外采取锁国政策，不过对中国商船有适度的开放，于是居留在日本的中国人渐渐增多，乃在当地建立属于中国人的寺院，隐元隆琦禅师便在此一背景下，受邀到日本传教。隐元禅师属中国临济宗，但因受到莲池大师“禅净合一”思想的影响，宗风已不全同，乃以其在中国黄檗山所居万福寺为寺名，开创日本黄檗宗。

[38]最澄的弟子圆仁（794—864）入唐后，传回五台山的五会念佛法门，在比叡山建立常行三昧堂。此后天台宗内部渐渐兴起以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为目的的“不断念佛”，原则上依般舟三昧的念佛观为主。

[39]法然以中国善导大师的念佛理论为基础，谓以本愿自力为始，弥陀他力为依归，主张末法时代，世人应当放下深奥难懂的圣道门，转信简易的净土门，乃大力提倡称名念佛。

[40]计有辨长的镇西派、证空的西山派、隆宽的长乐寺流、长西的九品寺流、幸西的倡导一念义及亲鸾的净土真宗等。其中，镇西、西山二派的势力最强，室町时代镇西派受到江户幕府的支持，成为净土宗的正传。

[41]出身西山派的一遍（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