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崩溃和西欧封建制的生产（2/4）

替轻的木犁。塔西佗指出，日耳曼人没有城市,但他们已能制造毛、麻织品和陶器，也能开采和冶炼金属。在罗马边境城市中，日耳曼人经常与罗马人进行贸易，使用罗马的货币。

在农业技术发展的同时，氏族土地的公有和共同耕种的制度已经不能维持原状。但是土地还没有成为私有财产，仍由氏族公社管理。耕地定期按家族重新分配,每个家族各自经营份地。土地分配是不平均的，凡被视为有功绩的人可以得到较多的土地。森林、牧场、荒地、水源等仍为氏族成员所共有。

财产的不平等随着土地转归个体家庭使用而逐渐出现。氏族公社开始解体，代之而起的是大家族公社。显贵的家族往往占有较多和较好的耕地,打破氏族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出现了氏族贵族。氏族贵族把战争中掳获的牲畜和财富据为己有，并把战俘变为奴隶。但是日耳曼人不曾有过古典形式的奴隶占有制。根据塔西佗的记载，日耳曼人的奴隶“每人都有自己的一所房屋和一个家庭。奴主只从奴隶那儿索取一定数量的谷物、牛和衣服;奴隶的从属关系仅此而已。其他一切家务都由妻子和儿女来负担。笞打奴隶、囚禁奴隶或罚奴隶作苦工的事是很少遇到的。”这显然还处于家长奴隶制阶段。

这时日耳曼人正处于社会分化的开端，贵族与自由民的区别并不显著。氏族联系还很牢固。军事贵族业已形成，拥有很多的亲兵,并结成依从关系。亲兵效忠首领,首领则给养亲兵。出征中所获战利品用抽签法共同分配，首领所得往往多于亲兵。日久以后,军事首领和他的亲兵便变成专以战争和掠夺为生的军人,他们认为“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文弱无能了。

军事首领的财富和权势在频繁的掠夺战争中日益增加。许多部落的军事首领成为固定的职位。塔西佗所称的“王”，实际上就是这种军事首领。王虽然仍由民众大会选举产生，但一般都出于同一显贵的家族。最初王的权力极为有限,部落中一切重大事务，都由民众大会决定。在氏族贵族和军事贵族产生以后，出现“贵族议事会”。战争、媾和、土地分配以及对外交涉等重大问题，都先由贵族议事会审议,然后在民众大会上通过。民众大会开会时,所有成年男子全副武装参加,由王主持。通常只有贵族提出议案,普通战士并不讨论，仅以喝采和敲打武器表示赞成，以鄙夷不悦之声表示反对。民众大会也有审判的职能，只有严重的罪行如叛逆通敌、临阵退缩,才判处死刑。恩格斯把这种氏族部落的管理组织称为军事民主制。“军事首长、议事会及人民大会构成了由氏族制度中发展起来的军事民主主义底各机关。所以称为军事民主主义者，因为战争及进行战争的组织现在成了人民生活底正常的职能了。……以前他们进行战争，仅仅为的报复侵犯，或者为的扩大已经感觉不够的领土，现在进行战争，则只是为的掠夺,战争成为经常的职业了。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在经常的对外战争中得到发展。在征服罗马之后，军事民主制中的亲兵制以及部落公社的土地制度又和罗马境内业已出现的封建因素结合，从而为西欧封建制度的成长创造了重要的前提。

“民族大迁徙”和奴隶、隶农的革命运动从公元1世纪末到3世纪,日耳曼人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进一步发展,加速了阶级分化。各部落开始结成联盟,其中较重要的有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法兰克、阿勒曼尼、盎格鲁、撒克逊、伦巴德等。从3世纪起,这些部落联盟经常向罗马边境侵袭。罗马无力抵御,不得不允许整族的日耳曼人以“同盟者”的资格进入帝国境内,为帝国防卫边区。到了帝国末年,军队已多半由蛮族组成,蛮族首领往往担任罗马的高级军职

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逐步渗入之后,人口不断增长、土地日益感到不足的日耳曼部落，开始了民族大迁徙。他们带着家人、车马、牲畜等，一批又一批地越过帝国边境。迁徙是在武力入侵的形式下进行的，具有不可遏止之势。这种迁徙一直延续到6世纪后期才基本结束。

帝国境内仇恨罗马统治的奴隶、隶农和下层人民,因为不堪奴隶制国家的压迫，把入侵的日耳曼人奉为“救星”，到处掀起起义,和日耳曼人配合。高卢的巴高达运动虽在285年以后一度低落,但到5世纪初，又以新的规模爆发起来。北非的阿哥尼斯特运动从3世纪起从未停止过,到5世纪时又有了新的发展。此外，在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半岛西部,也掀起了“斯卡马尔”暴动。这些内外力量的汇合,动摇了帝国的统治基础,终于推翻了西罗马帝国。蛮族国家的建立西哥特人于376年进入罗马帝国，这是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开端。西哥特人的迁徙是因为受到匈奴人西移的推动。匈奴人于372年由里海而西，征服伏尔加河和顿河一带的游牧部落,其中包括阿兰部落，并形成部落联盟。375年，匈奴联盟击败东哥特,迫使归附,随即合力进攻西哥特。西哥特人不能抗,在求得罗马皇帝瓦伦斯的允许后,于376年移入帝国境内麦西亚一带,作为帝国的同盟者。

进入帝国边界的西哥特人,遭到官吏和奴隶主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