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西罗马帝国奴隶制的崩溃和西欧封建制的生产（1/4）

后期罗马帝国的历史是奴隶革命、奴隶制瓦解、封建制萌芽的历史。罗马的奴隶制在这时暴露出严重的危机，奴隶制的生产关系已经成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奴隶制社会内部，出现了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入侵的日耳曼人正处在原始公社制解体的阶段，又带来有利于西欧封建制形成的因素。经过约两个世纪的反复斗争,西罗马帝国终于在奴隶、隶农、贫民起义和蛮族入侵的打击下溃亡了。在西罗马奴隶制瓦解和日耳曼部落原始公社制度解体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西欧的封建制度。

罗马帝国封建因素的产生到公元3世纪，罗马帝国奴隶制社会内部的矛盾日益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不断加深。“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大庄园经济,再也不能获利了;现在小农经营又成为唯一有利的农作形式了。罗马奴隶主为了挽救危机，不得不对奴隶制经济实行局部改组。他们把大田庄分成小块土地，租给缴纳一定租额的小佃农。这种小佃农在罗马共和国末期就已出现，称为“隶农”，在法律上保持自由人的地位。到2世纪以后,奴隶主为了保证足够的劳动人手,逐渐把隶农固定在土地上,随土地出售而转移。隶农所受的剥削也有加重的趋势，不仅向主人缴块土地上,让他们自己经营，准许有自己的家室，向他们征取一部分的收成。这种被東缚在土地上的奴隶,虽然在法律上没有改变身份，但实际上已接近隶农。

罗马国家为了保证税收和维护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竭力防止隶农逃亡。公元332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敕令,禁止隶农离开田庄,并强迫逃亡的隶农返回原地。同时,法律又规定隶农不得控告主人，主人有权处理隶农的财产。这样,隶农制在法律上被固定下来,隶农的人数也日益增多。有些独立经营的小农,或因欠富人的债务，或因避免豪强兼并和税吏压迫，宁愿依附大土地所有者，以求“保护”自己的土地和人身。大土地所有者让他们耕种土地，向他们征收一定的租赋。于是这些小农也沦落到隶农的地位;有时整个村庄都在一个大土地所有者的“庇护”之下。“蛮族”移民也租种奴隶主的土地,这种移民所处的地位和隶农相似。

所以不管是隶农、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奴隶、受庇护的小农、蛮族的移民,其实际地位都逐渐接近起来。他们形成一个隶农阶层，是农业上的主要生产者。恩格斯把这种介于自由民和奴隶之间并有某种生产独立性的新的小生产者称为“中世纪农奴底先驱”。

罗马帝国统治衰落之际，各地区之间的联系随之削弱。大田庄日益成为自主的经济单位。大土地所有者残酷剥削奴隶和隶农,并以接受托庇为名,兼并个体农民的土地。他们为了巩固和扩大经济利益，往往反抗国家的税收、兵役和其他征调，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倾向日益加强。这样,在奴隶社会的母胎内,孕育了封建生产关系的因素。但是新的因素还不能迅速代替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已经过时的奴隶制还顽强地阻碍着封建因素的成长。隶农虽然是农奴的先驱，但还不能同农奴等同起来。他们在法律上没有处理自己财产的自由。罗马奴隶主利用反动的国家机器，力图阻碍新的生产关系的发展。要使新的社会形态代替过时的旧社会形态，必须通过暴力革命。恩格斯指出:“奴隶制已经没有益处,因而灭亡了。但是,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使自由人鄙视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人一种绝境:奴隶制在经济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而自由人底劳动却在道德上受轻视。前者已经不能、而后者还不能成为社会生产底基本形式。只有根本的革命才能打破这种绝境。”

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在罗马帝国的北方，很早就住着所谓蛮族部落，其中人数最多的是克尔特人、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克尔特人住在高卢、西班牙、不列颠和意大利北部，很早就被罗马所征服,并与当地的罗马人融合。日耳曼人分布的地区,大致东起维斯杜拉河,西至莱因河，南起多瑙河，北至波罗的海。在这一地区之东，住着斯拉夫人。日耳曼人对摧毁西罗马帝国的奴隶制以及推动西欧封建制的产生起过重要作用;斯拉夫人对东罗马帝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也起过相似的作用。

关于古代日耳曼人生活状况和社会制度方面的史料，以凯撒于公元前1世纪中叶所写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于公元1世纪末所写的《日耳曼尼亚志》最为著名。凯撒所记的日耳曼人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他们过着半游牧的生活,从事畜牧和狩猎,并且很早就知道农耕。土地还没有成为私产。长老每年把必需的土地分配给氏族和居住在一起的亲属集团，过一年便迁移他地。所以日耳曼人在当时还没有完全定居,土地是氏族的公有财产，农业经营还带有原始的流动性质。氏族事务平时由长老管理，最高权力属于民众大会，只有战时才推选临时性的军事首领。在凯撒的记述中还找不到阶级分化的痕迹。

到了塔西佗时代,日耳曼人的氏族社会已出现解体的征象,但是还没有形成国家。农业比前一时期有了发展，开始了相对的定居。耕种的地方已经不是一年一易，而是经过几年才迁徙。农业技术也有改善,重犁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