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兰克国家封建制度的形成和发展（4/6）

，内部并不巩固,完全不能和罗马奴隶制集权帝国相比。帝国包括许多不同的民族,除法兰克人、勃艮第人、阿勒曼尼人外，还有巴斯克人、意大利人、萨克森人、伦巴德人、弗里西亚人、巴伐利亚人、图林根人,以及一部分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帝国是一些各有各的生活方式,各有各的语言的部落和部族的集合体，境内的社会发展水平也不一致。在法兰克人和伦巴德人地区,封建制业已形成;其他各族正处在封建化开始阶段，萨克森人和弗里西亚人还保存许多氏族制度。各地和各族之间在经济上缺乏联系。正如斯大林所说，查理帝国是一个“不曾有自己的经济基础，而是暂时的、不巩固的军事行政的联合。

法兰克国家封建制度的确立8世纪末至9世纪初,法兰克国家的封建制度基本确立。查理大帝所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不堪压迫和濒于破产的农民，往往被迫连同土地求庇于教会，然后以终身使用或传袭一至二代的方式领回耕种。这种土地称为“恩地”，耕种者必须向教会缴纳贡赋。恩地有时还包括附加地，通常都是未开垦的荒地。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农民开荒,增加剥削。领耕恩地的农民经过几代之后,大都变为依附教会领主的农奴。于是除采邑制下的俗界封建领地之外，教界的封建领地也迅速扩展。

查理大帝在对外战争中所夺取的土地,大部分封给亲兵臣属。由查理·马特推行的采邑分封制度，到这时更加普遍。9世纪后半期,采邑成为世袭领地。在领地的再分封过程中,等级不同的封建主各各获得大小不等的采邑。

整个9世纪前半期，教俗封建主经常以暴力侵夺自由农民的土地，强迫他们服劳役，把他们变为农奴。自由农民的大量破产，是封建化的必然结果，但对国家的收入和兵源有不利影响,因此查理曾限制这种掠夺。资产阶级学者往往据此说查理是破产农民的保护者,实则加洛林王朝的国家机器曾积极促成农民的农奴化,容许大土地所有者接受破产农民的委身，加速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形成。查理对封建主暴力掠夺的毫无实效的限制，不过表现国王和领主在封建化过程中利害并不完全一致而已。

土地集中和依附农民的增多,使大领主取得越来越大的权力。查理大帝以后,法兰克的王权日趋薄弱,这种趋势就更加发展。封建主在领地内行使行政、司法、军事、财政等权,所有这些权力都随同领地世代传袭。国王对这种既成事实不得不予以法律承认，称为“特恩权”。所谓特恩权是通过敕封形式将国家对地方的统治权让与封建主在其领地内行使，国王官吏不得进入领地。受特恩权敕封的领主,在表面上是受命执行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是把这种权力据为己有，把政治上的统治权和领地的所有权混而为一。特恩权开始于墨洛温时代,到加洛林王朝时期达于全盛,它是法兰克封建制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领主凭借这种特权加速领地内农民的农奴化，并加强对中央政权的独立性。

加洛林时期的封建庄园封建制度确立以后，原先作为法兰克社会细胞的马克归于消失，兴起了封建庄园。只有在经济比较落后的少数山区,农村公社才保存下来。从查理大帝时期起,封建庄园已经成为榨取农民的基本组织形式。国王和大封建主都有许多庄园，每个庄园面积不等，有的包括一个或几个村庄，有的只是一个村庄的一部分。同一领主的庄园不一定相连成片，往往与其关于加洛林时期封建庄园的结构，在8世纪末年查理大帝顾布的“庄园敕令”和其它文献中得到明显的反映。庄园的土地通常分为两部分，即由领主直领的土地和交给农奴使用的份地。直领地包括庄园中最好的耕地，由农奴携带自己的工具耕种。但在领主的菜园、果园、葡萄园中,也有奴仆耕种,由领主供给工具。过去属于马克的森林、牧场、荒地等，都成了领主的财产，农民必须交纳一定的代价才能利用。耕地划成条地的形式,份地分条交错,还有宅地和宅边的菜地、果地等。原来村社的耕作和土地使用制度仍然被保存下来。庄园中实行轮耕制，休耕地和收割完毕的土地则作为共同牧场,集体使用。

加洛林时期的封建庄园，是闭塞的自然经济单位。庄园中的一切生产,目的都是供给领主消费,同时提供生产者及其家庭的生活资料。手工业尚未与农业分离,庄园生产几乎全部所需的物品,包括粮食、原料、工具和衣服。只有庄园不能生产的东西,例如盐、铁等,才从行商手中购买。各地没有经常的商肆。

农民的地位及其反封建领主的斗争封建主利用土地所有权对农奴进行地租剥削。封建地租是实现封建主土地所有权的经济形式。西欧在封建初期，盛行劳役地租。通常农奴在一星期内须在领主的土地上服三天或四天左右的劳役，其余时间则在自己的份地上劳动。下种或收获的农忙季节,服役的天数例有增加。除此以外,还有其它杂役,如修桥补路，为领主修缮房屋，运送物资等。劳役地租是一种最简单的封建地租形态，农奴必须在监工的监督下为封建主无偿劳动。但封建地租很少采取单一形式。在劳役地租盛行时期,农奴也按节日向领主缴纳各种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