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查理帝国分裂后的西欧（3/5）

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日益明显。到9至10世纪，意大利许多地方出现了定期市集。罗马时代的旧城又见活跃,逐渐成为工商业中心。在伦巴底和托斯坎尼也产生新的城市。除威尼斯、热诺阿(热那亚)、佛罗伦萨外，还有巴威亚、味罗那,克罗莫纳、米兰、比萨、卢卡等。许多城市与东地中海各国保持着贸易关系,把东方的贵重商品转运到欧洲,获取巨利。

日耳曼封建主垂涎于意大利城市的富庶，国家的分裂又便于外敌入侵。从951年起,奥托一世开始进兵意大利。为取得北意大利主教的支持，他把许多先前属于伯爵的特权授予主教。961年，奥托一世利用教皇乞兵定乱,再度进军意大利,压服反对教皇的罗马贵族。教皇于962年在罗马为奥托加冕，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样,在查理帝国瓦解之后，西欧又恢复了所谓基督教的“世界帝国”。这个帝国从一开始就有名无实，后来又冠上“日耳曼民族”字样。它在名义上的疆域包括日耳曼和一部分意大利,但从未取得有效的统治。几乎每个皇帝在即位之后都要先制服叛乱的诸侯,然后重新夺取意大利。日耳曼皇帝建立“世界帝国”的野心,不但引起和意大利城市与教廷的矛盾，而且影响了对割据诸侯的控制,妨碍日耳曼王权的集中。

萨克森起义 日耳曼的法兰克尼亚王朝于1024年开始。皇帝康拉德二世(1024-1039年)鉴于前朝在同公爵斗争中过于依靠教界贵族,致使教会坐大,成为对王权的新的威胁,因而改变政策,扶植骑士,登用家臣,借以反对大封建主。骑士人数众多，家臣出身卑下,都受大封建主的压迫,因此也乐于支持王权。1037年，康拉德颁布骑士封王世袭法令，并大力扩充骑士人数。骑士和家臣日益合流，形成日耳曼封建政治中的重要力量。皇帝则利用骑士向各地扩张势力。亨利三世(1039-1056年)即位时，除洛林和萨克森外,王室领有各大公爵的封土。

亨利四世(1056-1106年)继续实行扩大王权的政策，对萨克森尤其加强控制。他修建堡垒,把大批森林和草地据为己有，农民使用这些土地必须纳捐。皇室庄园扩大了，许多丧失土地的自由农民沦为农奴。萨克森农民对皇帝及其官吏恨之入骨;大封建主也敌视王权的扩张。1073年，萨克森爆发了诸侯的背叛和农民起义。大部分农民参加斗争，起义迅速由反抗皇室官吏变为反对一切封建压迫。农民破坏堡垒,抗缴赋税,并且几乎俘虏了皇帝。亨利四世利用封建主对农民起义的畏惧,诱致他们谈判妥协,并获得南部日耳曼封建诸侯的支持。1075年，起义被镇压。亨利屠杀农民,没收称兵背叛的封建主的土地,并把他们驱出萨克森。起义失败之后,农民受到更深重的压迫。

在萨克森起义中，农民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和诸侯对王权的反抗错综交杂。封建主因和皇帝的关系不同，明显地分为两个敌对的集团。主教也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国王,一派反对。这个形势对随后开始的皇帝与教皇争夺主教授职权的斗争产生了重要影响。

教皇与皇帝争夺授职权的斗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有日耳曼国王的一切权力,从萨克森王朝起,就一直握有主教授职权。高级教士往往出身贵族,受任官职,参与机要;皇帝则从教会领地中寻取财政和军事支持。奥托一世及其后裔对主教广泛授予特恩权。教界封建主统治广大农村，其领地往往包括新兴的城市。他们争权夺利,奢淫无,经营商业,从事高利贷活动,和世俗封建主同流合污。教士的世俗化,不仅在日耳曼境内如此,法国、意大利等地无不皆然。教会的道义威信大为降低，对世俗政权的依附则日益加深。于是从教会内部，渐渐兴起一种改革运动，要求整饬教规，脱尘绝俗,同时主张教会独立，反对俗界授职权。首倡改革运动的,是法国克吕尼修道院。

西欧教会的修道制度,在6世纪前即已开始。约当529年,圣本尼狄克在意大利创立修道院,规定修道者必须严守三誓,即安贫、离世守贞和服从僧正。克吕尼派和教会世俗化的现象作斗争，力主遵守圣本尼狄克的修道传统。各地响应;不属教会的人,也因不满教士的腐败贪黩,予以支持。克吕尼的影响迅速扩大。罗马教廷对世俗政权干预教会,早怀不满;法兰克尼亚诸帝权势的扩张,尤使教廷惴惧。这样,教皇也积极赞助克吕尼运动,借以打击皇帝的权力。

1073年,克吕尼派僧侣希尔德布兰德当选教皇，称格里哥利七世(1073-1085年)，政教冲突趋于紧张。格里哥利认为教皇权力由基督使徒承袭而来，为上帝所授,高于一切;教皇不但有权任免主教，而且可以废黜君主。1075年，教皇下令改革教会,废除世俗授职权。日耳曼的各地主教，因为权位得之于皇帝,唯恐丧失，很多都反对格里哥利。1076年，亨利四世在沃姆斯召开宗教会议,和与会主教共同宣布废黜教皇。一个月后，格里哥利在拉忒兰宗教会议上,宣布破门律,驱逐亨利出教,废其帝位,解除其臣民的效忠誓约。其时距萨克森起义只有一年,亨利虽已镇压了起义,但诸侯新定不久,趁机思变。教皇之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