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古时期的伊朗、阿拉伯以及中亚（3/11）

只有经过改写的两种本子保存下来,即10世纪初伊朗史家塔巴里用阿拉伯文写的散文本和10-11世纪之交诗人菲尔多西改写的韵文本。

萨珊时期的文化不仅是波斯人的创造，而且是中亚和西亚各族人民智慧的共同结晶。伊朗处于东西方交通要道，文化易于外传,对东西方国家都有影响。摩尼教和祆教都传入中国。摩尼教教义在中国农民起义中曾起过号召的作用;祆教在民间也一度流行。从南北朝、隋、唐时期若干艺术品的图案和形制上，可以看出萨珊王朝时期伊朗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中亚各国,通过祆教和摩尼教的传播,萨珊文化的影响尤为显著。萨珊文化也影响了拜占廷。在欧洲中古时期法国有些教堂的壁画和装饰中，也可看到萨珊艺术影响的痕迹。

第二节； 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倭马亚朝的建立

6至7世纪初阿拉伯的社会经济状况阿拉伯半岛面积辽阔,土壤贫瘠，气候干旱，缺少林木。半岛的绝大部分是草原和沙漠地带，适于农耕的只有少数绿洲和西南部的也门。阿拉伯人在进入中古时,绝大多数还是逐水草而居;所谓贝多因人，意即草原的游牧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都很少。

5至6世纪时,贝多因人和也门以外少数绿洲的农民，都还处于原始公社制阶段。氏族部落有共同使用的牧场和牧居之地。平时由氏族族长和部落酋长管理，战时则选举军事首领。部落间因争夺水草和牲畜，经常发生战斗。部落各有宗教仪式，血亲复仇之俗盛行。到6、7世纪之交,原始公社制度呈现解体的征象。氏族部落贵族一般都占有较肥沃的绿洲和草地，拥有很多奴隶和牲畜。奴隶的主要来源是战争俘虏,也有一部分是从非洲贩运来的。奴隶替氏族贵族放牧或从事手工业;在农业地区，则挖掘沟渠，灌溉农田。氏族贵族也奴役个别的牧民或农民家属。贫穷的氏族成员面临被奴役的威胁,因而不断反抗，毁坏贵族的帐幕,赶走其牲畜,剥夺其财产。

阿拉伯半岛西北沿红海海岸的汉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东西交通要道之一,东通印度,西达地中海沿岸。汉志地区兴起了商业城市,以麦加和雅特里布为最重要,城内的手工业也很繁盛。7世纪初，这些城市中的社会经济矛盾渐趋尖锐。麦加城的基本居民是古莱西部落。氏族部落贵族买卖奴隶，同邻近国家经营大规模的对商贸易,获取大量利润。他们还以高利贷盘剥小手工业者,迫使处于经济上的依附地位。麦加的贵族和贝多因贵族有密切联系,周围各部落的人民经常受到他们的赋税和高利贷剥削。麦加城内克而伯古庙有黑陨石一块，阿拉伯人奉为神物。每年春季在神庙周围举行定期市集。四周的贝多因人驱牲畜赶市，以之交换武器、织物和其他手工业品。守护古庙的古莱西贵族从市集的税收中获得巨额收入。

半岛西南部的也门原为丰盛的农业区,一向被称为“阿拉伯福地”。公元525 年,埃塞俄比亚受拜占廷的支持,侵略也门。570年，伊朗国王科斯洛埃斯一世出兵驱逐埃塞俄比亚人，又置也门于伊朗统治之下。伊朗与埃塞俄比亚之争,实际是与拜占廷长期战争的一部分。阿拉伯西南部在战争中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废，人口锐减,道路多半湮没,行旅裹足不前，实际上已经失去作为商路的条件。因此穆罕默德以前，阿拉伯商业已十分衰落。古代一度兴盛的阿拉伯南方各城,到7世纪时已是一片荆棘瓦砾,灌溉系统几乎全部废弛。伊朗统治也门时期，另辟一条经波斯湾和两河流域到达地中海的商路。阿拉伯城市的衰落,促成商路的改变,而商路的改变又转而加深阿拉伯的经济困难。

经济衰落首先使农民、牧民、手工业者和奴隶受苦。商业资本流向乡间和牧区,用于重利盘剥，利率之高,往往在本金的一倍以上。许多靠过境商业得到大部收入的部落贫困化了,以驼夫、搬运夫和保护商队为业的人不得不改行。广大的下层人民都处于商业贵族的剥削和债务奴役之下。社会动荡不安和反抗的现象有增无减。阿拉伯贵族为了加强控制,夺取新的土地和商路,需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一般贝多因人迫于贫困,也渴望打破部落的局限，获得牧场和沃土。阿拉伯各部落联合成为统一国家的前提已经成熟。伊斯兰教的产生正是这些社会经济变动和政治统一要求在意识形态中的反映。

伊斯兰教的产生和阿拉伯统一国家的形成伊斯兰教的创始人是麦加城古莱西部落的商人贵族穆罕默德(570-632年)。他出身于没落贵族家庭，作过牧童,曾随商队到过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二十五岁时和富商寡妇卡狄加结婚,因而富有。约在610年前后,穆罕默德开始在麦加宣传伊斯兰教教义，把古莱西部落的主神安拉奉为唯一的宇宙之神。伊斯兰教的圣典《古兰经＞,据说是安拉通过穆罕默德降谕世人的“默示”。经上说:“除独一的安拉以外,别无主宰”;“安拉为你们创造大地上的一切”;“天地万物,皆属安拉”。穆罕默德自称是全能的安拉的使者、信徒的“先知”。

伊斯兰教并不排斥摩西和耶稣等在宗教上的地位，但以穆罕默德为最后的和最伟大的先知。“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