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十到十五世纪的朝鲜和日本（1/6）

第一节；十到十四世纪的朝鲜

高丽王朝的集权统治高丽王朝建立后，鉴于9世纪末以来农民起义的广泛，竭其全力于巩固统一和加强专制集权。新兴的王室和新罗旧王室世代联姻，利用其传统势力以自固。这时契丹已于926年灭渤海国,由北方威胁朝鲜,对契丹的抵御也起了巩固统一的作用。高丽于建国初期改变新罗的骨品制，吸收地方豪族充任官吏,专制统治机构到11世纪时已臻于完备。中央有内史门下省与尚书都省,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和太常、太仆、司农、大理等九寺。中枢院处理军政机密，御史台负责纠弹，三司掌管财政。军事方面设二军六卫,征发农民为府兵,有上将军、大将军等武职。六部官员称文班,武官称武班。全国分为十道，设节度使统辖军民。道下设州、郡、县,县以下有村、乡、部曲、所。县以上的地方官由中央任命,县以下的乡吏由地方选任。乡吏直接统治人民,但身份低下,必须受中央事审官监督,送子弟入京为人质。这种制度的主要目的,在于防止中央派遣的官吏和地方勾结,形成割据势力。

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专制集权国家的基础是土地国有制。绝大部分土地归封建国家所有，耕种国有土地的农民须向国家完纳赋税并服徭役。国王及王亲直接占有大块土地,称为“内庄田”。功臣宿将以及大封建贵族也占有很多土地。寺院的占田享有免税特权。耕种这些土地的是依附农民和部分奴隶。依附农民既须向领主纳租服役,也须完纳国家赋税。

976年，颁新法令“田柴科”。国家登记所有耕地和山林，把文武官吏和兵士分成若干品，按品给田和樵采之地。最高官吏得田、柴各一百一十结”,最低的田二十一结、柴十结，不得世袭。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则授以“功荫田柴”和赐田，准其世袭。受田柴者享受土地上的收税权,所得约当收获量的十分之一,但对土地无所有权。此外的大部分土地是公田,即由国家征收租税的土地。田柴科实施后,国家基本上控制全国的土地和农民，加强了王权，使大多数封建主不得不从属于国王。

和贵族、官吏相对立的是称为“良贱”的广大被奴役阶层,包括农民、奴婢和贱民等等。农民负担租税、劳役和兵役等义务。农民在法律上属良民,农家子弟有权应科举。但在残酷的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农民在实际上根本没有给子弟读书、应科举的机会和权利。他们往往因欠债、犯法沦为奴婢和贱民。贱民分别隶属于“所”和“部曲”。所是官营手工工匠定居的地区,所中工匠大多是罪犯和贱民。部曲是新罗时期以来贱民居住的特殊行政区划,人口有时较县为多。统治阶级常把起来反抗的人民整县整乡地贬为部曲贱民。贱民阶层人数众多,是高丽时期封建社会的特点。奴婢有公私之别,公奴婢属于政府机关,充当仆卒仆从。私奴婢为贵族、官吏、寺院所有，入主家户籍,世代为奴,可买卖典当,数量较新罗时期为多。统治阶级包括国王、贵族、文武官吏、高级僧侣和地方豪族。贵族依靠租赋剥削,兼并农民的土地，设立并扩大田庄，逐渐发展了大土地私有制。官吏按品收田柴，另领谷物为俸禄。大部分高官贵族都住在首都开城,兴修亭榭、游宴无度。门第是决定社会地位的主要条件。名门显族通婚王室，往往以外戚专权。族党间常因王位继承展开激烈的斗争。

高丽王朝时期佛教很兴盛。王建以后的历代国王和许多贵族都是佛教信徒。他们施舍土地和奴婢给寺院,“饭僧”常达数万人。僧侣中的上层过着贵族生活。寺院兼营高利贷,有自卫的僧兵。僧人参加贵族间的斗争。

高丽王朝初期,为巩固其经济基础,增减赋役,给贷米,以招诱劳动力,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手工业和商业也有所发展,但多隶属官府,商品生产并不发达。1123年宋朝出使高丽的徐兢记载,高丽工技至巧,但“绝艺悉归于公”。契丹俘虏中的精巧工匠也“留于王府”。开城设有店铺,地方只在市集上以有易无，以米、布计值。对女真、契丹等虽进行贸易,但受政府官吏的控制。商品货币关系是不发达的。

反抗契丹和女真侵略的斗争高丽建国后，大力开拓西北和东北边境,派兵驻守，实行屯田。从993年到1018年,契丹先后三次入侵。11一12世纪之交，女真又来侵略。高丽对契丹和女真采取积极防御的政策。

契丹语 937年建立辽国,在全力攻宋之前,以渤海国故地为根据,征服女真族，然后越鸭绿江以图朝鲜。993年，辽圣宗派东京(辽阳)留守肖宁逊率军数十万侵高丽,迫使高丽和宋朝断绝关系,受辽册封为属国，每年纳贡六次。以后辽圣宗又借口高丽王位继承的纠纷发动侵略,于1011年攻陷开城,驻兵十余日，恣意掠夺。高丽统治阶级中发生和战之争。姜邯瓒主张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王朝依计南迁。占领开城的辽军,到处受高丽军民袭击,被迫撤退。1018年,辽军第三次入侵，以十万兵力直攻开城。姜邯瓒率军民应战,防御和进攻相互为用,切断辽兵退路，两面夹攻,歼获其大部，逃回者仅数千人。契丹在这次惨败后,不敢再来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