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十到十五世纪的朝鲜和日本（5/6）

573年)。

工商业的发达和城市的兴起唐仓初期，从大陆传来的农业技术如密植法、双季或三季耕作等,已普遍应用。封建主所收贡物中,已有桑、苎、麻、漆等经济作物。这些地方特产为商人所收购,货币流入农村，部分地租也渐以货币征收。农村家庭手工业也有一部分发展为独立手工业,有些城市出现了作坊。

城市中的工商业组织在室町时期有很大的发展。早已产生的座即行会，这时因进行对外贸易而发达起来。商人缴纳贡物,从封建主获得营业的独占和自由通行诸国关卡等特权。商人在各市镇设置的问丸，这时除供客商住宿、存货、代办商品运输买卖外,还兼营汇兑，并出现了汇票。商品货币关系大为发达。13世纪初购买土地的代价中,大米占60%以上,钱币只占30%左右。到14世纪后期，买土地时大米仅占价款的6%,而90%以上以货币支付。室町时期还出现了当铺，称为“土仓”。酿酒出售的“酒屋”也兼营高利贷。御家人有时用土地作为抵押，向商人借贷。

乾隆时期庙会、市集逐渐发达。封建主为增加税收和集中领地上财物,都注意保护市场。有些神社寺院门前的庙会繁荣起来，成为常设市场的市镇即“门前町”。有些城市是从行政中心、港湾和驿站发展起来的。到室町时期,除奈良、京都、镰仓外,兴起了博多(今福冈市东部)、大津(今滋贺县治)、尾道(今广岛县东部)、堺(今大阪市南部)等城市。大名往往强制商人住到领地上的城市里来,从事手工业和商业的“町人”在城市中逐渐占有重要地位。控制博多的大名大内氏和控制堺的大名细川氏，为对明朝的贸易曾进行激烈的斗争。

在元朝入侵时期，对外的私商贸易并未中断。元朝进攻失败后,两国经由官府的贸易又迅速恢复。室町幕府初期,也曾派商船到中国，但不久中日间的和平通商受到倭寇的妨害。倭寇大多是謙仓幕府末期西部地方没落的封建主、破产武士和走私商人。他们对中朝两国沿海进行海盗活动,所至之处,洗劫一空。中国人民和明朝政府对倭寇进行了长期斗争。明成祖时，幕府力请与中国通商。明朝以日本严禁倭寇为条件,允许日本以“朝贡”名义，凭所发“勘和”符来中国经商,十年一次。由于日本需要货币,铜钱占了输入的大宗。从此中日贸易又渐活跃。

15世纪的人民起义商品货币经济发达后,将军和各级武士由于奢侈生活和战争费用，日益需要货币,不断地向商人借债。御家人在蒙古侵略后也日益窘困,出卖土地,大批成为流浪人。謙仓幕府最初禁止御家人出卖土地给商人，但事实上有很多土地落到商人手里。武士的贫穷和流亡，动摇了幕府统治的基础。谦仓幕府末期为救济御家人,于1297年开始颁发“德政令”，即用法令强迫商人放弃对武士的债权,使他们得以收回抵押的土地和动产,暂时缓和了这一危机。但商业资本的发达，促使武士日益丧失其土地,幕府虽一再颁发德政令,也不能阻止总的趋势。御家人的经济没落，影响幕府的贡赋收入。幕府把这种财政损失转嫁于农民，加强贡赋剥削。农民和城市贫民被迫出卖子女或逃亡，有的和下级武士结合起来，向地主作斗争。在镰仓末期,各地已出现农民反对地头的集体行动,如1334年若狭国太良庄的农民就曾列举地方官的十三条罪状,提出请愿书,坚持要求撤换地头。

室町时期,幕府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农民的耕地面积和收获量，以加强剥削。封建领主因为急需金钱,往往委托商人代征领地内的租贡,以便预先向商人借贷。商人在取得征税权后,无限制地榨取农民;又在青黄不接时向农民贷粮，恣意盘剥。到14、15世纪时，社会矛盾已极端尖锐。加之战乱频仍,饥荒、瘟疫流行，因之农民的反抗愈加频繁，规模也越来越大。

农民起义首先发生在经济比较发达的近畿地方。近畿一带已有较多的自耕农。他们在历年战乱中以村中小武士和民主为中心,用村民会议形式,实行村自治。全体村民在神前盟誓，保证在斗争中坚定互助。后来村落自治团体扩充为联村和全郡的组织。农民以集体逃亡、示威控诉以至武装起义等方式,反抗地头庄官的不法行为。起义者有时要求政府颁布取消债务的德政令,有时要求废除封建主在各地所设征税的关卡,有时要求减轻年贡。参加起义的除农民与小武士外,还有部分城市手工业者和贫民。

1418年，京都地方发生运输业劳动者的起义。他们结队冲入首都，捣毁经营高利贷的酒屋和土仓，要求幕府颁发德政令”。接着各地起义蜂起。第一次规模巨大的起义于1428年发生在京都附近的近江。农民要求豁免债务,很快就传播到京都、奈良和邻近诸国。起义者袭击酒屋、土仓,夺取典押的物品，烧毁当票和借据。室町幕府虽将京都的起义暂时镇压,但对地方的起义则无法抑制,不得不发布德政令。有的起义农民自动废弃契约，夺回抵押品。1429年，播磨国的农民起义提出不许武士在国内猖獗的口号,击溃守护赤松氏的军队,把武士的势力驱逐出境。1432年，在大和、大隅、萨摩、日向、伊势等国,都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