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期的法国（1/5）

第一节； 十六世纪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封建内战

16世纪前期的经济发展在16世纪前期的法国，封建经济仍占统治地位。然而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已经开始，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出现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呢绒、印刷、玻璃、陶瓷等行业中,开始形成资本主义手工工厂。诺曼底、皮卡尔迪、普瓦都、朗该多克等地，手工工厂在呢绒纺织业中有较快的发展。布列塔尼和曼恩的麻布纺织业以及里昂的丝织业，也都很发达。1546年,在都尔一城，就有织机八千架;约在同一时期，里昂丝绸纺织业的工人就有一万二千人。

对外贸易也很活跃。马赛是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商港之一同西班牙、意大利、非洲以及西亚一带进行贸易。1536年，法国与土耳其订立商约。商人获得在土耳其领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和在土耳其港口的自由贸易权;土耳其对法国输入品仅征5%的关税。新航道开辟后，法国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如波尔多、拉罗舍尔、南特、阿弗尔、第厄普等,都逐渐兴起。1534-1541年间，圣·马洛的水手札克·加提耶航入北美洲圣罗伦斯河口，到达现在加拿大的魁北克、蒙特利尔等地,为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扩张开辟了道路。和尼德兰、英国相比，法国经济的发展还是缓慢的。人口的90%仍从事农业，封建关系仍占优势。除巴黎是拥有三十万人口的大城外，其他城市虽有发展，但规模还不很大。农民劳动仍是国家财富和统治阶级榨取的主要来源。

16世纪前期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在封建社会内部出现了资产阶级和雇佣工人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很早就与国王建立联盟，常常贷款给政府。1522年的一次借款达二十五万里佛尔，利息为8%。资产阶级从国债上获得很大的利益。政府还把几项主要税收包给商人高利贷者。包税商将税款预先垫付政府，然后在政府的保护下向纳税人超额征收。当时盛行鬻官制度，一般的法官、财政官、税吏等职位,都可用纳捐的方式获得。资产阶级一旦捐得官职,就利用职权,超额收回捐官所费的本钱。这不仅是对人民的一种新的榨取，也是资产阶级贵族化的一种手段。许多买到官职的人,同时获得贵族的头衔。富商和大企业主还可购买破落贵族与爵位相连的产业，由此而跻身于贵族之列。这些获得穿袍贵族称号的人,变成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经济、政治利益和国王的统治密不可分，因此更加支持王权。

工厂手工业工人和帮工的处境日益恶化。价格革命中物价飞腾，工人的实际工资降低。帮工和工厂手工业工人的劳动具有很大的强制性。1534年的敕令规定，凡是失业的流浪者和拒绝在企业中工作的人，都要罚以监禁和苦役。1539年的旧令禁止工人结社、罢工和携带武器。工厂的劳动条件很坏,场主的剥削很重，国家赋税的压迫有增无减。所有这一切都使雇佣工人无法忍受,常常反抗。工人中间的兄弟会成为斗争的工具。在初期，劳动反对资本的斗争往往采取群众罢工的形式。1539-1542年，巴黎和里昂发生印刷工人大罢工。在兄弟会组织下的武装工人,向场主、警察和官吏进攻。国王派总督镇压了起义。

宫廷贵族、王亲国成和地方的大贵族都是最富裕、最有势力的封建统治阶层。他们在中央控制御前会议,指挥陆海两军,在地方则把持省长职位，从国王得到巨大的年俸和恩赏。地方的中小贵族从15世纪起称佩剑贵族，到16世纪很多濒于破产。他们往往投靠地方有势力的大贵族,在战争时期则为之效命出力。

早在15世纪时，贵族庄园中由领主经营土地的现象已渐消失。庄园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征货币地租;教会土地也不例外。这样，多数农民变成世袭佃农,在人格上成为自由人，但仍须向领主缴纳固定地租,称为“桑斯”,同时履行其他杂役义务。农民的世袭租佃制与个体所有制不同。佃租土地的农民是承担封建义务的土地持有者,虽然在法律上获得人身自由,经济上并未解放。他们除负担固定地租外，还要向地主缴纳名目繁多的附捐。国家又向他们直接征课盐税、户口税和人头税，教会则征收什一税,还有高利贷者的盘剥。东部地区仍保存农奴制的残余,农民处境更坏。

1548年，西南部掀起广泛的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因征收盐税引起的，席卷西南部基恩及其附近地区的许多城市和乡村。起义的中心在波尔多,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小商人、帮工和工人,起来反对征税吏及其代理人。起义的群众高呼“打死盐税商”，后来又要求保持基恩省传统的自由，反对中央政府。波尔多结集了由各城来的武装队伍，总督和收税吏落到起义群众手中，为群众杀死。城市政权也一度处于起义群众的控制之下，但不久起义就被国王的军队所镇压。

专制制度的发展和意大利战争从路易十一时起，一度削弱了的王权又开始强化。到法兰西斯一世(1515-1547年)时，专制制度进一步加强，国家大权集中在国王和御前会议手中。从1484年后七十年间，三级会议一直没有召开。巴黎的高等法院虽有对国王法令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