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的英国（2/5）

投机的租地农业家和市民”。“这班人,驱逐了世袭的旧租户，合并了他们耕作的土地。”

圈地运动的重要后果是地主和农业租地家增加了土地和货币收入,大批农民则流离失所,成为一无所有的“自由”人，因而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商品来出卖。这样，就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不外就是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把社会的生活资料及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他方就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工资劳动者。

被剥夺生产资料的不幸农民，并不能立即变为工业部门或农村中的雇佣劳动者。他们到处流浪，挣扎在饥饿线上。托马斯·莫尔在《乌托邦》一书中写道:“他们受尽折磨，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家业……颠沛流离，和他们居住的乡园分手……等到他们在流浪生活中把卖来的钱花得一干二净，他们就只有盗窃、受绞刑的处分,否则就是挨家沿户讨饭了。”莫尔愤慨斥责圈地牟利的现象,说“绵羊本来是那末驯服,……现在变成很贪婪、很凶蛮,甚至要把人吃掉。”这种原始积累的过程带有强烈的暴力性质，是对于农民财产所有权和人身权极狂暴的侵夺。

迫害失地流浪者的血腥立法大批农民的破产和流浪，使统治阶级面临新的问题。他们担心失去税源和兵源，害怕统治秩序受到影响。都铎王朝曾经对圈地采取稍加限制的办法。亨利七世于1489年颁布法令，禁止将面积在二十英亩以上的农庄圈为牧场。1515 年,亨利八世(1509-1547年)限令把改为牧场的耕地在一年内复原;1533 年,又下令限制一个牧主的羊群不得超过二千头。但所有这些法令都等于具文，政府对违背法令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从来没有绳之以法。而在另一方面,从16世纪30年代起,都铎王朝却制定一系列令到法随的法令,迫害破产农民,用暴力禁止农民流浪。1530 年，法令规定除年老和缺乏劳动能力者给予乞食特许状外,凡身体强健的流浪乞食者,一律逮捕,系于马车后部,鞭打至于流血为止,然后迫令立志愿劳动誓言，遣送回籍。1536年，亨利八世重申前令,并规定凡第二次违令被捕者，鞭打之外，把耳朵割去一半;三度犯法者，判处死刑。1547年，爱德华六世即位，迫害流浪农民的法令更加严峻。凡拒绝劳动的人,一经告发,就判处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有权用鞭子或锁链强迫他从事各种劳动。凡奴隶逃亡逾十四天者就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上或背上打“S”字母的烙印，主人可以随意把他出卖、赠送或转让。三次逃亡的奴隶以叛逆论罪处死。马克思指出，这些法令是“惩治浪人的血腥的法律”。

罗伯特·凯特起义圈地运动陷英国农民于极端悲惨的境地。被驱逐的农民完全破产，仍然留在土地上的也受着更为沉重的剥削。与统治者加强榨取和血腥迫害的同时，英国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1536-1537年，林肯郡和约克郡爆发了农民起义。此后农民反抗连续不断，其中以爆发于诺福克郡的起义影响最大。1549年6月，诺福克郡一个小镇的农民拆毁地主圈地的栅栏,起义从此开始，迅即波及全郡。农民构成起义的主要队伍，以小贵族罗伯特·凯特兄弟二人为领导,直捣诺福克郡的首府诺里季。7月初，他们驻扎城外一个名叫摩斯荷尔德的丛林中，城内的贫民又和他们联合，起义队伍迅速发展到两万人。他们拟订一个包括二十九条的纲领,准备向国王提出。纲领要求停止圈地和恢复农民使用公有地的权利，减低地租，废除庄园法庭和消灭农奴制残余。这个温和的纲领，显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的要求。起义的贫苦阶层在另一个文件里大声疾呼说:“我们要拆毁栅栏，填平沟渠，让每个人都有使用公共牧场的机会。……我们希望自由、平等和同样使用一切物品。”英王爱德华六世派人带来大赦令，但他们拒绝接受。他们说:“我们是无辜的人,正直的人,用不着任何人来赦罪。”7月22日,起义者攻下了诺里季城。

政府派瓦维克伯爵率领一万五千名雇佣军镇压起义。起义军由于内部分裂,又不善于和正规军作战，经过两天的激战后,于8月27日在杜辛德尔战役中被击败。农民力战至死者达三千五百人。凯特兄弟被俘后牺牲,起义者被处死刑的在三百人以上。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仍具有重要意义。农民以革命的方式维护自己的土地权利,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使诺福克一带保存了许多自耕农,成为后来17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国会军的主力。

第二节；都铎王朝的专制政治和对外政策

16世纪前期专制政治的加强都铎王朝统治时期(1485一1603 年),英国王权空前强化。旧的封建贵族在红白玫瑰战争中已经大大削弱了，亨利七世又继续打击他们的残余势力。他解散封建贵族的家臣,平毁他们的堡垒，并且设立“星宫法庭”，惩治不驯顺的贵族。

都铎王朝实行国王的专制统治。亨利七世亲揽政权，排斥贵族参与重要政务，有所谘询则问之左右亲信。15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