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初期的英国（3/5）

枢密院正式成立，由大臣组成，听命于国王。国王遇事裁断，不一定征求或采纳枢密院的意见。在地方政府方面，治安法官有司法、行政、征税和管理商业的广泛权力，受枢密院的严密指导和监督。

都铎王朝的专制统治首先依靠新贵族。其中一部分是忠于国王的高官显吏,从国王手中获得旧封建贵族被没收的土地;一部分是称为乡绅的中小贵族，在经济利益上已经多半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联系，国王从他们中间选任各地的治安法官。都铎王朝的另一支柱是新兴的城市资产阶级,包括手工工场主、大商人和银行高利贷者。都铎王朝一贯执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和奖励工商业和航海业,借以增强国力。亨利七世对百吨以上船只的建造,每吨给予五先令的津贴。

国王与新贵族和资产阶级的联盟，具体表现在国王与国会的关系上。都铎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和法国、西班牙不同,不仅没有停止国会的活动，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它的作用。在都铎王朝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国会和国王沆瀣一气。国王有事需要国会时就召集国会,国会也驯顺地遵循国王的意旨,通过一切对国王和新贵族及资产阶级两利的法案。国王对于国会既不存戒惧,也就不必加以限制,因而国会的活动反而有所扩大。在当时,国会是国王的御用工具,国会活动的扩大犹如为王权增添羽翼。到了17世纪国会与王权对抗的时期，过去通过各种法案的活动才被国会援为先例,作为资产阶级扩充政治权利的法理依据。

英国的宗教改革英国的宗教改革是由国王自上而下推行的。改革的表面起因是教皇迟不批准亨利八世离弃其后西班牙公主的离婚请求。实际上则是因为王权对教廷特权已不能容忍;新贵族和资产阶级要求夺取教会财富;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又不容一个远在罗马的权力决定英国国内的宗教。1533年，亨利八世和罗马教廷决裂,下令禁止英国教会向教廷缴纳岁贡。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国王为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拥有任命教会各种教职和决定教义的权力。主教制度和天主教的重要教义、仪式,则仍然保留。改革后的英国教会与天主教的主要不同之点,在于它不承认罗马教廷的最高权力。

英国的宗教改革虽然很不彻底,但它却是加强专制统治、适应资产阶级要求的一项重要措施。1536年，国王下令封闭所有每年收益在二百镑以下的寺院三百七十六所;1538-1539年，又封闭大寺院约二百所,并没收其全部财产。没收的土地大部分都赏给宠信,或廉价售与朝臣、贵族、官吏和商人。这些新的土地所有者是英国国教最有力的支柱。他们多半出身于中级官吏和金融贵族,一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对所得的土地往往按资本主义的方式来经营。其结果正如马克思所说，“16世纪对民众的暴力剥夺过程,又由宗教革新,和继起的大规模的教产盗劫,受到可惊的新的刺激”。

爱德华六世(1547-1553年)继承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在他统治时期,卡尔文派和路德派都在英国传布,并影响英国国教。但在女王玛利(1553-1558年)继位后，天主教势力一度复辟。玛利起用天主教的主教,承认教廷权力,对新教徒进行迫害。新教徒中被视为异端烧死的达三百余人,女王因此称为“血腥的玛利”。1554年,玛利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结婚,并卷入西班牙对法国的战争,失掉在法国境内的加来港(1558年)。玛利的宗教和外交政策引起国内的极大不满。到伊丽莎白统治时期(1558一1603 年)，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法案恢复。1563年，国会制定“三十九条信条”，规定英国国教的教义,以圣经为信仰的唯一准则,否认教皇对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力。在中古教廷全盛时期，教皇声称一切世俗权力都处于教权之下;现在恰恰相反，英国国会以一个世俗权力机关,行使决定宗教教义的权力。

与西班牙的斗争在16世纪初叶,英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力量都不及法国和西班牙。它的对外政策是力求保持欧洲国际政治中的均势，不使任何一方成为强大无敌的国家。亨利八世曾经援助西班牙与法国作战。但1525年巴威亚战役之后,西班牙成了意大利的主人,哈布斯堡家族在欧洲国际政治中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英国又转而反对西班牙。在海外贸易方面，英国与西班牙的矛盾日趋尖锐。西班牙控制海上霸权，是英国扩大海外贸易的主要障碍。其时英国的海军力量比较薄弱,还不敢与西班牙正面冲突。女王伊丽莎白嗜利多谋，在其即位初期，常利用一些称为“海狗”的冒险家,进行海盗和走私活动,借以扰乱西班牙航路。从 1562年起，豪金斯、德雷克等人即常在海上拦劫西班牙运载金银的船只，到西班牙的美洲殖民地走私或贩卖奴隶，有时袭击港口。他们把劫掠所得和女王分赃，女王则封他们为海军大将。尼德兰革命爆发后，英国援助尼德兰，以图削弱西班牙。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对伊丽莎白极其仇视。他利用苏格兰女王玛利·斯图亚特对英国王位的继承权利①，扶持英国天主教和封建残余势力,通过使臣和间谍，在英国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