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五章 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前期的奥斯曼帝国和伊朗（2/6）

规模的起义,领袖是农民努尔·阿里，要求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起义的中心是卡拉希萨尔和尼克萨尔地区,后来扩展到阿马西和托卡塔一带。苏丹军队多次进攻,才镇压了这次起义。但是一年以后，即1519年，新的起义又在托卡塔爆发,并扩及小亚细亚中部。起义群众最多时达两万人。领导这次起义的是托卡塔的哲拉尔,后来对凡参与类似起义的人统称为“哲拉尔派”。哲拉尔起义和以前的起义一样,目的是反抗土耳其封建主的专横，官吏和收税人的贪婪以及无限制的苛捐杂税。起义军占领卡拉希萨尔后，向安卡拉推进。塞里姆一世把大量兵力调到小亚细亚,在阿克塞希尔附近击败起义军。哲拉尔惨遭杀害。

哲拉尔起义虽被镇压,农民群众依然再接再厉。1525至1526年，小亚细亚东部又爆发科查·松格伦·奥格鲁和尊努·奥格鲁领导的农民起义。1526年，包括土耳其人和库尔德游牧人在内的近三万起义军,由卡林德尔沙领导,占领马拉提。起义的农民和牧人不仅要求减轻赋税，而且还要求归还被苏丹和土耳其封建主占去的土地和牧场。起义者曾多次打败官军;后来苏丹从伊斯坦布尔调来大批增援部队，起义才被镇压。

16世纪前期小亚细亚的农民起义，说明奥斯曼帝国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尖锐。16世纪中叶，苏丹命令在帝国各省重要地点驻扎近卫军。这一镇压措施暂时恢复了小亚细亚地区表面上的平静。奥斯曼帝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在苏里曼一世时，土耳其积极干预欧洲政治。当时法国华洛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争夺欧洲霸权，在意大利进行长期战争。1525年，法国在战争中失利,曾两次派遣使臣向苏丹苏里曼一世乞援。奥斯曼军事封建帝国也想掠夺新的领土,因此天主教的法国和伊斯兰教的土耳其形成反哈布斯堡王朝的同盟。土耳其军曾深入奥地利,迫攻维也纳,在匈牙利控制大部地区，并在地中海上以海军攻扰和威胁哈布斯堡王朝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属土。1536年，土法正式缔结盟约和优惠法国商人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法国商人以缴纳5%的关税为条件，获得在土耳其领海上的自由航行权和在土耳其各港的自由贸易权。土耳其和法国的同盟使查理五世东西受敌。1538年，查理五世与教皇及威尼斯结成神圣联盟，共同反对土耳其。威尼斯于1540年失败乞和。哈布斯堡王朝也于1547年承认土耳其对匈牙利大部地区的统治。但是直到16世纪后期，双方的斗争迄未停止。1571年10月，哈布斯堡的唐·约翰在勒颁多一役大败土耳其海军，从此土耳其对西方的威胁才逐渐减弱。欧洲强国之间的竞争，有利于奥斯曼帝国向中欧伸张势力。但是和法国缔结的优惠协定，却成为以后西欧国家在土耳其衰落时期攫取各种特权的开端。

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到16世纪后期，奥斯曼帝国已经度过它的强盛时代。广大农民和被征服民族的反抗，军事采邑制度的逐渐破坏，地方贵族的离心倾向和宫廷贵族争夺政权的内讧,以及因侵略政策而引起的和邻国的不断战争，都削弱了奥斯曼帝国的实力,使它走向衰落。奥斯曼的封建贵族日益加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力量。他们兼并土地,把军事采邑变为世袭占有;对苏丹则规避义务，不再提供军队随同出征。于是作为帝国统治基础的军事采邑制度逐渐解体。国有的土地渐少，封建贵族的私地却与日俱增。原来和采邑制相联系的兵役制度，成为割据势力召聚私兵的源泉。封建经济的分散性导致帝国的分裂割据，割据局面的形成又加深各地经济上的差异。各省对农民的剥削和奴役方式以及捐税、服役等名目,都不相同。省长各自为政，俨然成为独立的小君主。这些现象从16世纪末期以后就越来越明显。

地方割据倾向的增长和封建贵族对苏丹履行义务的松弛，严重影响帝国的收入。国库因长期对哈布斯堡王朝和伊朗的战争而日趋枯竭，庞大的军政机构和奢靡无度的宫廷生活又每年耗去巨额的金钱。帝国政府为弥补不足,唯一的手段是提高税额,用各种名目开辟税源。16世纪初，人头税每人二十至二十五阿克切,17世纪初增至一百四十阿克切。税吏敲骨吸髓，甚至把税额加到四至五百阿克切。农民牧民除人头税外，还负担土地税、什一税、牲畜税和冬夏牧场税。养蜂的有蜂税，结婚者有婚姻税，未结婚的也另有一种特别税。由于统治力量衰落，财政机构常不能从各地征足税收。于是又实行包税制，把国有土地上的租赋交包税人代收。包税人多为官吏，日渐强横,以后在实际上成为包税地区的土地占有者，形成一个新的地主阶层。近卫军的上层也往往以包税形式而占有大量的国家土地。农民则被称为“赖雅”,意即牲畜,实际生活也已和牛马相去无几。他们不仅受租税剥削，而且担负各种徭役,如修筑道路、桥梁、堡塞、宫殿、寺院以及为驿站提供马匹、粮秣等等。不信伊斯兰教的被征服居民,所受压迫更深,他们担负双重赋税,还在宗教、语言等方面遭受强制的同化。帝国的税收政策迫使各族人民贫困破产，严重损害了各地的农业。商业也因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而开始衰落。法国和其他西方商人先后从苏丹取